河南省登封市公安局女局长任长霞2004年4月15日凌晨不幸因公殉职。登封干部群众纷纷自发前往吊唁，三天三夜人流不息。4月17日举行遗体告别式，62万人口的登封市竟有14万人自发地涌上街头为她送行。登封十里长街哀声一片，气氛悲壮。许多人紧随灵车，送过一程又一程。消息传到北京，在中央媒体掀起了巨澜：一位公安局长殉职为什么会在广大老百姓中引起这样强烈的反响？中央媒体决定派记者前往登封采访。从5月22日起，经过几天深入采访，在报纸版面、电视荧屏、电台广播里，一篇篇关于任长霞的长篇通讯激动着全国亿万受众的心。许多人都是噙着眼泪读完、看完、听完这些通讯的。
    在这次采访报道结束后，记者们情不自禁地纷纷诉说自己的感悟。作为一名老新闻工作者，记者们的这些感悟使笔者深受触动。
    《中华新闻报》6月7日在头版头条位置刊登了通讯《记者含泪写英雄》。通讯说，《人民日报》记者徐运平在采访中竟五六次忍不住落泪；该报记者戴鹏的泪水一次又一次模糊了眼镜；新华社女记者朱玉说，当写出《警长任长霞》的最后一句时，她终于忍不住放声大哭起来，所有情绪倾泻而出；中央电视台记者生放说，听到登封百姓动情的哭诉，看到群众对任长霞的那份深情，我没法阻止眼泪上涌；采访团中最年轻的记者、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常宝说，她采访时带的一包纸巾都用来擦泪水了，这泪水有采访对象的，也有记者的。
    记者们之所以这样激动，是因为任长霞的事迹太感人了。记者们来到登封，深入接触各界群众，听到、见到人们一次又一次含着热泪讲述任长霞为百姓做的各种好事。记者的情绪越来越难于自我控制，在采访中也一次又一次地热泪沾襟。正如新华社6月6日发的通讯《英雄力量的感召》中提到的，《中国青年报》记者陈娉舒说，任长霞的离去所以成为登封百姓的倾城之痛，是因为她把登封百姓的大事小情摆在心头第一位，她的言行是“恪尽职守”的最好注解，她的一生是“侠骨柔情”的最好诠释；《解放军报》记者洪文军说，一人倒下，万民同悲，这说明人们心里的长霞不死。通讯说，记者们以“一行行饱含深情泪水的文字，一个个用泪眼摄下的画面，一句句哽咽着的同期声，记录下新闻工作者对英雄的崇敬之情”。这一篇篇通讯正是因为是记者用深受震撼的心灵和无比深情的泪水凝成的，才能深深震撼受众的心灵，激起受众深情的泪水。
    穆青同志1994年5月曾同新华社新闻研究所举办的新闻宣传干部进修班学员座谈，当时一位学员谈到，现在有人主张，在进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期，记者应同自己写的人物通讯的主人公“保持距离”，对这一点应如何看。
    穆青回答说，现在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渡，出现了不少“大款”，有些记者同某些“大款”拉得很紧，写关于他们的人物通讯、报告文学，从他们那里拿钱，搞“有偿新闻”。就这一点来说，主张同这些“大款”“保持距离”有一定道理。但是，就是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我们的人物通讯的主要对象依然应当是广大劳动人民及其杰出代表，是英雄模范。对这些人说来，我们就不是同他们“保持距离”的问题，相反，我们要满腔热情地去写他们的优秀品德，感人的事迹。对他们没有深厚的感情，同他们感情上不一致，“保持距离”，是绝对写不好的。记者在了解、采访了他们的事迹以后，应当非常感动，十分激动，脑海中不断翻腾，念念不忘，总觉得不把他们那些闪光的品质、伟大的业绩写出来就有失记者的职责，对不起人民，对不起采访对象，有一种非写出来不可、非写好不可的冲动。只有这样，才能写好他们。穆青给一些学员题词，写的都是“勿忘人民”。
    中央电视台记者生放说，这次关于任长霞的采访，经历的是一次职业精神的教育，是一次灵魂的洗礼。新华社记者朱玉、程红根说，只有“三贴近”才可能采访到鲜活的新闻事实，才可能触摸到人民群众对任长霞那份滚烫的感情；在田间地头，在典型人物的事迹里，在火热的生活中，任长霞时刻提醒我们：勿忘人民。采访典型人物是新闻界开展“三项学习教育活动”最有效的方式，任长霞的精神就是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职守，作为新闻记者应当向她学习，树立良好的职业道德和职业精神。
    记者在这次采访报道中心灵受到的震撼，使自己的灵魂得到了一次升华，使自己的职业精神职业道德得到新的提高。正因如此，他们才能写出如此生动感人、激动人心、催人泪下的通讯，把任长霞的事迹栩栩如生地奉献在受众面前。
    这次采访报道活动给我们的一个深刻启示是，记者用自己的心灵去采访英雄模范，用自己的心灵去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才能搞好典型人物的报道，同时也使自己的心灵得到升华。而心灵的升华又会使自己笔下的典型人物通讯更加鲜活生动，震撼人心。
    这次关于记者在采访任长霞事迹中的感悟的报道，是当前新闻界正在进行的“三项学习教育活动”的一个十分生动有力的鲜活教材。《中华新闻报》说：“把根扎在生活中，扎在人民群众中，任长霞做到了，更多的记者也会做到。”信哉此言。
    （作者是新华社新闻研究所原所长、高级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