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动都是相似的。采访团到登封的第一天，集体观看任长霞生前以及刚刚去世时候的电视资料，看着看着，眼泪就开始慢慢地涌上来。再抬头时，发现周围的人都在哭。面对生命的流逝，哀伤的情绪是很容易调动的，更何况有那些挽幛如云的令人震惊的送行场面记录作证。
    报社在派出记者之前就已经对这一“主旋律报道”有了这样的判断：一个除暴安良的女公安局长的传奇同样符合我们的精神和理念。不一样的只是还原的方式和追问的角度。尤其是后者，是一个媒体不能缺失的立场。惟有不停地追问，我们才能找到最完整的答案。
    ６月３日的人物通讯《任长霞传奇》和２４日的采访手记《七天：触摸一个真实的任长霞》组合在一起，我们尽力完整地还原了这个人物以及她所处的现实环境。而１７日，我们在头版配发的评论《任长霞树立行使警察权标杆》，则理性地阐述了我们这次关注的充足理由。
    我在登封的七天，是充满了震惊、感动并不时会为之流泪的七天，也是逐渐走进一个有强烈事业心和责任感的女公安局长心灵的七天。
    对《南方周末》和我个人来说，这是一次感动与追问交替上场的特殊的悼念。
　　求证送行的理由
    受害者和普通群众对任长霞的那种感情究竟有多深，是我必须要弄清楚的第一个问题。
    5月25日是集体采访，海渚村的代表在说“砍刀帮”，白沙水库边的人在说被王松的黑社会团伙打伤的事情。一提到任局长的死，他们就哭，让人有些酸楚。
    可是，这些案件受害者的话语体系却怎么都有些奇怪，时间仿佛被截然划断为两部分：“自从任局长来了以后……”，“任局长是青天，没有她，案子破不了”。
    集体采访只是提供了一个线索，惟有细致的交流才能弄清楚这些感恩的语言背后的真实心境和治安状况。只有个体的而不是“群众”的表述才是真实的，也是生动的。这种求证就意味着多上几倍的工作量。１１年前，韩素珍的女儿和同村的一个女孩一起去镇里面看电影，回来的路上遭到强奸并被杀害。3个犯罪嫌疑人被抓获后因为证据不足而获释。老母亲从此开始上访。“闺女突然就死了，还是被奸杀的，就躺在地里，鞋子也挣脱了，额头上全是血，我咋能不管呢？”
    她说起当时的情形就开始哭，从对襟衫里摸出手绢来擦眼泪。我的眼泪也开始往下掉，心里像堵着什么。采访结束时，我塞了100元钱给老太太。100元钱，不算多，只是一种心意。老人家哭着要下跪，我和联络员赶紧拦住，劝慰了许久。
    尽管清楚地知道很多细节是无法进入稿件的，但是，却不能不听她哭诉，否则，很难真正体会到一个母亲的悲苦。她告了多年的状，一直没有结果。突然某一天，一个女公安局长来到她家，告诉她案子有了线索，这会是怎样的悲喜交集？所以，她会送碑，还会在任长霞去世以后在家里给她摆上一双筷子，和自家的妮一起祭奠。又单独采访了陈秀英。这个精干的农村妇女到公安局告状的时候，任长霞伸手就去摸她被打伤的头。“我老百姓乱蓬蓬的头，她一点都不嫌脏。”陈秀英逢人就说任局长的好。任长霞去世后，陈秀英还在自己家里摆了她的遗像。
    这个细节也让我确信了任长霞对弱势群体发乎自然的感情。陈秀英是在公安局大院、任长霞正要上车的时候喊“局长”的。那一瞬间，不是集体接待，也没有摄像机。
    随着采访的深入，越来越清晰地感受到这些老上访户和任长霞之间几近于无的间隙。他们嘴边冒出来的话是，“我到局长的办公室”，“我晓得情况，就赶紧给局长打电话”，“局长老好了，经常下村里来看我”。
    这里面，老上访户张生林的故事最富戏剧性。他向上反映村里财务混乱的问题，受到报复，被打成重伤。任长霞每次见他，总是问寒问暖。4月12日晚，他得知一名打人凶手潜逃回村的线索，就赶紧跑到任长霞的办公室汇报……这中间，张生林说到自己生病没钱看的情况，任长霞就抓起电话给县民政局长“说情”，要为他申请救济。接着，她又从抽屉里挑了一把常用药包好给他。但是，4月14日夜，任长霞就遭遇车祸辞世，张生林没有等到她回来。出殡那天，他挂了一幅“痛悼亲人任长霞”的巨幅挽幛，上面还挂着一大包药。“来路短，去路长！局长为我们落下了一身毛病，路上带上点儿药……”。
    后来到君召乡海渚村，坐在陈振章家的院子里采访任长霞抓捕“砍刀帮”的事情。说到出殡那天的情形，有人开始捋起袖子抹眼泪，有的哭出了声。走的时候，村民一定要把我们送出来，站在车边，他们反反复复地说，要想在村里给任长霞塑一个铜像，还要用香火供奉。
    车子驶离村庄都十几分钟了，我坐在后排，眼泪又开始不停地掉，怎么都止不住。
    车窗外是连绵不绝的麦田，金黄色的麦子在初夏的阳光下散发出灿烂的色彩，很安静，仿佛能看见风在田地之间穿行。
    这个时候突然意识到，在一种过去不甚安定的社会背景和特别的心理期待中，任长霞每做的一点事情和每破的一个案子都在登封的民间流传，到她猝然去世的时候，这种情绪就上升到了顶峰。十四万群众自发地哭泣送行的，实际上是一个司法公正和政府良知的具象。
    说也奇怪，记者团去殡仪馆集体悼念任长霞的那天早上，一直晴朗的天突然飘起雨丝……多家媒体的记者都敬献了花篮。
　　寻找心理动因
    没有谁愿意塑造“高大全”，还原人物的关键在于洞察她的内心。
    在任长霞尽力破案情系百姓的后面，要追问的是，她为什么会这样做？完全是因为职业要求吗？为什么中国那么多公安局长，只有她能获得这样的盛誉？
    我的理解是，一个人很爱岗敬业，把工作干得很漂亮，不以为苦，除了职业信念的支撑以外，一定跟他的性格因素和心理轨迹有关。
    谜底在家人手中。除了集体采访，我又赶到郑州任长霞家找到她爱人卫春晓，又利用她妹妹任丽娟做报告的空闲时间聊一些细节，最后基本得到了这样一个合乎情理的逻辑链条，并在第一个稿件中含蓄地作了表达。
    她家是普通的工人家庭，经济比较困难，所以，她３岁多就被送到睢县农村的爷爷奶奶家抚养了几年，因为身体瘦弱，在睢县的时候就开始练习武术。这给了貌不出众的“小黑妮”一种特别的力量。回到父母家以后，哥哥是儿子，妹妹又小又乖，她在三兄妹中，性格显得格外倔犟。
    “有意思的是，任丽娟提到他们三兄妹小时候的两次事情都是吵架，一次是姐姐带着她去买笔被欺负了就跟售货员吵，还有一次是她家的鸡棚不知道怎么被人家烧了，他哥哥去跟别人打，她姐姐则是很大声地去吵。”
    “突然感觉到，在一个相对底层的环境里面，这个倔犟好强的女孩子慢慢培养了一种惊人的抗争能力。她想当警察，不仅是渴望自己强大起来，同时也是因为警察除暴安良的形象符合她的心理需求。这也许就是她一直勤奋工作的内在动因。后来等她到登封当局长保一方平安的时候，那种从小在农村培养起来的对底层社会的天然感情和理解力则又帮助了她。”
    我尝试在“采访手记”中这样分析：人的一生往往有一些极为重要的故事或情节，透过它可以直达内心。新闻的难度却在于不能像艺术作品那样虚构，逝者不能言语，而家属又无法完全说清——怎么办？这时候采访手记要努力的，是将适当的分析巧妙地揉合进入语境，犹如在森林中修筑一条小径，帮助读者在大量的事迹中间获得一条感知的通道。
    在所有的性格特质中，很显然，她的好强又尤其突出。我在“采访手记”中，把任长霞“那个的时候”还坚持晨练，两条裤腿都染血的事情“勇敢地”说出来了。这是一次对某种禁忌的突破。因为同样是女人，更能意识到这个细节意味着什么。她的敬业都在里面了。女人是有天生的身体弱势的，为了带出一支过硬的队伍，她居然能这样硬生生地用身体去拼！
    除了内心世界的把握，典型人物的报道还有一个难处，即如何掌握一个相对客观真实的评判尺度。同事和群众更多的是从下往上看，容易把任长霞拔高，而李民庆、刘凯和杨玉章这几个郑州市局领导的评价则相对客观。
    “在郑州市局，任长霞的破案水平只是中等。”局长李民庆这个实话让我突然意识到，临去世前一段时间任长霞的心理压力有多大。
  　　郑州市公安局的口号叫“逢一必争，逢冠必夺”。显然，她把能用上的时间都用上了，但仍然不能达到郑州市局“命案必破”的要求。一个细节是，她出车祸的前一天，还因为“1·30”杀人强奸案一直毫无进展而被李民庆批评，她当时就哭了。她说，除了案子的事情，她手上还有拆迁户阻塞交通的事情，最着急的还是经费保障不了，“工作难度很大，思想压力也很大”。
　　  任长霞生前最后一天的时间安排也很能说明她的焦虑。出车祸的当天上午，她带着两个刑侦干警又去找分管刑侦的副局长杨玉章分析案情。当时，市局在郑州市高速公路口义务植树，任长霞他们就和杨玉章蹲在马路边，用木棍在地上比划分析。也在植树现场的李民庆碰见了，还瞪了任长霞一眼，意思是，不在下面扎扎实实地破案子，到处跑什么？
  　　任长霞逝世以后，眼睛一直睁着，是李民庆帮她合的眼。合了三次，眼皮才盖上。李民庆用专业术语说，“突然死亡，神经就会僵着。这个说明，车祸发生的时候，她还在想事情，没有睡觉。”
　　对制度建设的反思
    还有一个问题需要回答：为什么任长霞一来就扭转了公安队伍的形象？综合她清理整顿队伍、竞聘上岗等动作可以看出，任长霞注重制度建设，是一个很懂得管理的好局长。
    破案的关键是要有一支高素质的队伍。我注意到，在登封局最“得宠”的就是刑侦大队，要车给车，要人给人。最重要的是，办案经费也基本能保障。
  　　为什么任长霞能确保经费？综合几个干警的说法，经费来源多了这么几块：一是交警队的罚没款收到局里，二是从上面争取更多的专案资金，三是从市财政也争取到了更多的拨款。由此，不仅刑侦队，各个基层派出所的工作环境也都明显地改善。
    而这正是“过去”和“现在”不一样的关键之处： “一个派出所基本的开支要有吧，过去都没有，只有干工资，下面只好去抓罚款。以前很多大案要案，即便是刑侦队，办着办着案子，没有经费了，又出去收点罚款，才回来接着办。你时间一过，有些案子就怎么都破不了了。”
    在“采访手记”中，我进而分析，“公安局的财务状况同样值得重视。否则，没有足够的经费保障，干警的精力就不可能集中在业务上，警容风纪也难以保障。”
    应该说，追问仍旧是残缺的。
    遗憾的是，因为拘泥于人物报道的形式，我没有将追问推至到这样的部位：任长霞所做的其实就是一个公安局长的分内之职，为什么却能得到这么多的爱戴？除了亲民爱民的事迹和职业精神，在国内公安系统推行警务改革的背景下，任长霞的事迹对制度建设是否有相当的启迪意义？
    所幸的是，通过这一次规模报道，任长霞的事迹已经流传开来，在阅读的过程中，有些思考是会萌芽的。
    报道是记者追问的结束，是读者追问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