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评出过“全球十大危险职业”，新闻记者竟赫然在列。而国内的“十大危险职业排行榜”中：新闻记者已仅次于矿工、警察之后排名第三。
    恐怕大多数人都会同意，摄影记者在记者行当中最具危险性：战地摄影，有被枪弹击中的危险；爬高俯拍，有从高空坠落的危险；背包猛跑，有被绊倒摔跤的危险；曝光阴暗，有被围攻暴打的危险……
    但大多数人恐怕都忽视了摄影记者的另一种无形危险：侵犯人权，有被告上法庭的危险。
    正因为无形，往往被摄影记者自己所忽视，使这种危险在不经意中变成现实，而给我们的摄影记者带来意外伤害。这就像冲锋陷阵的战士，会被脚下看不见的地雷炸伤一样难以逆料。
    随着公民法制意识的日益增强，摄影记者面临的法律“地雷”，正变得更加“易爆”。
    本文就是想为摄影记者标注这片无形的“法律雷区”，为地下隐藏的一个个随时会炸响的“地雷”，插上一面面醒目的小红旗。
    一，肖像权：显眼却相对安全
    也许每一个a摄影记者都受到过这样的真真假假的威胁：“你再拍，当心我告你侵犯肖像权！”
    在新闻摄影容易涉及侵犯的诸多权益中，“肖像权”恐怕是被提及率最高、因而也“知名度”最高的一种。人们几乎都知道保护自己的肖像权。那么，怎样才是真正侵犯肖像权呢？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100条规定：“公民享有肖像权，未经本人同意，不得以营利为目的，使用公民的肖像。”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31条规定：“以营利为目的，未经公民同意利用其肖像做广告、商标、装饰橱窗等，应当认定为侵犯公民肖像权的行为。”
    我们不难看出，侵犯公民肖像权有两个必须同时具备的基本构成要素：一，未经本人同意；二，以营利为目的。
    先来说说第一要素“未经本人同意”。对于以抓拍见长的新闻摄影来说，在拍摄每一张照片前，都要征得被拍摄者的同意，显然是不现实的。那么第二要素“以营利为目的”呢？法律把新闻摄影行为界定为公众服务的信息传播行为，而不是以营利为目的的商业活动。因此，新闻摄影工作是出于社会公众利益的需要，它可以不受肖像权的限制。
    因此，侵犯肖像权，虽因其公民认知度较高而时时被提起相关诉讼，但我们只要把握一点：即只要你的照片用于正常的新闻报道，就是安全无虞的。
    那么，这是否意味着摄影记者可以高枕无忧地说；“你永远不要以侵犯肖像权来告我”了呢？
    非也！小心你的新闻摄影作品被转作商业用途，如是，你就会面临侵犯肖像权的危险。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你拍了一位长年坚持锻炼的“老寿星”，发表在报纸上，这当然与侵犯肖像权无关。但如果有一天，在告知你用途的情况下，你这张“老寿星”照片被放在介绍某种滋补品的广告版上了，那你的麻烦就大了！尽管照片还是那张照片，报纸还是那张报纸，但由于照片的用途发生了变化，它不再属于新闻报道，而是变成了“以营利为目的”的广告的一部分，又未经老寿星本人同意，那么你侵犯老人家的肖像权就成了铁板钉钉的事情。
    新闻照片转用于“以营利为目的”的商业活动，还有其他很多种类：产品宣传册、明信片、挂历、贺卡等等。有一张传世名作——法国著名纪实摄影家罗伯特·杜瓦诺拍摄的《市政厅广场前的爱吻》，就曾卷进了这样的官司。照片摄于1950年的巴黎街头，画面中一对法国青年男女深情拥吻。这张充满激情和美感的照片，成为杜瓦诺《巴黎之吻》系列照片中最负盛名的一幅，被美国《生活》杂志和各国报刊广泛采用，被喻为“20世纪最伟大的情人”照片，杜瓦诺也因此而一夜成名。可令他没想到的是，在近半个世纪后的1992年，年过八旬的他因为这张照片而成了被告。原因是几十年来，这张照片被无数次地印成了无数张的挂历、明信片等商业画片，一对夫妇就此向杜瓦诺提出了侵犯肖像权的指控。这场官司让国际摄影界感到震动！
    二，名誉权：镜头有时也会说谎
    我国民法通则第101条规定：“公民、法人享有名誉权，公民的人格尊严受法律保护。禁止用侮辱、诽谤等方式损害公民、法人的名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140条规定：“以书面、口头等形式宣扬他人的隐私，或者捏造事实公然丑化他人人格，以及用侮辱、诽谤等方式损害他人名誉，造成一定影响的，应当认定为侵害公民名誉权的行为。”
    从以上的法律表述中可以看出，构成侵犯名誉权必须同时具备三个要素：一是捏造、伪造或失实，二是对他人名誉造成损害，三是传播并造成影响。
    人们习惯于把摄影当作是现实的忠实复制，而新闻摄影以客观纪实的形象，报道新闻事实和揭示社会现状，其真实性和形象性备受读者推崇和喜爱。真实性，是新闻摄影的立足生存之本。
    但我们的摄影记者千万不要过度迷信于摄影与生俱来的“真实性”，以为摄影不会捏造、失真。事实上，新闻照片在很多种情况下会造成失实或失真，进而形成诽谤，构成对公民名誉权的侵犯。
    一，最易造成的是文字说明的不当
    文字说明是新闻图片的有机组成部分，它与照片画面一起陈述事实、揭示主题。造成文字说明不当的最常见情况有两种：一是文字说明中交待的事实错误，这往往是由于摄影记者在摄影采访过程中重摄影、轻采访，在事实不清的情况下自己杜撰说明，这是极其危险的行为。比如1994年2月8日的《陕西工人报》，刊登了通讯《中国国宝恐龙蛋化石大劫难——震惊世界的南阳恐龙蛋化石文物被盗掘走私始末》，文中有一幅配照，其文字说明为：“走私犯在洞内进行罪恶交易”。而事实是，照片画面上的人是文化局长和他的手下，他们正在调查盗挖恐龙蛋的情况。这理所当然地引发了一场名誉权官司。
    另一种情况是在文字说明中使用污辱性语言。新闻照片以形象说话，作者的倾向性和评价性，要通过画面自然地流露出来，而对客观事物或人物用文字来作直接的、片面的、甚至是侮辱性的评价，诸如“她在当地被人称为‘泼妇’”之类，那肯定是要出问题的。
    二，最要小心的是配文照片不当
    现代报纸在以文字为主的报道中，越来越多地引用插图、压题等形式的配文照片。配文照片运用不当，也会造成对名誉权的侵犯。
    美国新闻界有一句警句：“不使用与文章无关的照片来配可能造成负面影响的报道。”在一些批评性、揭露性的报道中，运用配文照片尤其要小心，切忌随意地把与文章的负面内容无关的照片拿来“拉郎配”，否则极易给读者造成歧义，从而给照片画面中人物造成名誉损害。
    比如1993年2月19日的北京某全国性大报，从某杂志上剪下一幅新华社记者拍摄的北京青年考“托福”热的照片，在不加任何文字说明，亦不署名的情况下，用作一篇题为《中国盲流在海外》文章的压题照片。
    慎重的图片编辑，是不会这样随意、滥用配文照片的；小心的摄影记者，在编辑向你要配文照片时，一定要问清楚照片用于什么内容的文章。现在，一些聪明的编辑，已经知道在与文字并非同一新闻事实的配文照片旁，加注“此照片与文章内容无关”。这不失为一种保护报纸、保护记者和编辑的好办法。
    三，最易疏忽的是摄入无关人员
    照相机会不加分辨把它所“看见”的一切，忠实而完整地记录下来。在拍摄一些揭露性题材时（如凶杀、赌博、卖淫嫖娼、吸毒等），摄影记者可能会无意中拍进路过的或看热闹的无关人员。而这样的照片传播后，很可能会给画面中的无关人员带来名誉损害。
    这一概念，美国纽约的新闻摄影学专家斯科特·马丁表述得比较清楚：“新闻摄影还必须注意，照片常常将与事件无关的人拉入画面中，……报道可能会无意中侵犯了这些人的名誉权。”
    为避免“伤及无辜”，为避免自己惹上这样的官司，摄影记者首先要在照相机的取景框中尽量避开无关人员，或者通过后期裁剪加以去除。如果实在避不开、裁不掉，就要在仔细核对身份后，告诉图片编辑。希望我们的图片编辑以后也能学学美国同行：对照片画面上每个可以辨认的无关人员，作出“此人与本事无关”的注解。这才是万无一失的做法。
    四，最易忘记的是镜头也会失真
    都说“照相机的镜头不会说谎”，其实这是外行人的说法。摄影记者自己知道：照相机的镜头会说谎，它会使人物形象变形、丑化。
    首先，运用广角镜头过于靠近拍摄、或把被摄人物置于画面边缘，都会造成人物形象的夸张失真、严重变形。某报2004年6月17日发的一组《玩具“谋杀”眼球》照片，主照画面中，男女人物的形象因为广角镜的缘故而严重变形。被摄者在你的镜头下变得这样畸形、丑陋，就完全有理由告你侵犯名誉权。
    其次，摄影者在被摄者的一系列动态中抓取不适当的动作、表情，使被摄者看起来愚蠢、可笑、卑鄙，有明显的丑化情形，也可能遭到侵犯名誉权的指控。
    其实早在1906年，美国大法官温斯罗（Judge Winslow）就作出过这样的裁定：“配有文字和不配文字的漫画、照片和肖像，使被摄（画）者看起来被丑化了是卑鄙的或滑稽可笑的，都是诽谤。”
    当然，在司法实践中，对照片中人物丑化程度的判断和把握上，还很难有细化、客观的衡量标准。但对于我们的摄影记者来说，首先不要在主观上存有不良的动机，因为司法上非常讲究一点：那就是主观动机。
    五，最见人道的是保护特殊群体
    一个非常值得警惕的问题，就是对犯罪嫌疑人的名誉保护。
    我们很多报纸时常会刊登一些严打整治告捷的照片：警务人员雄纠纠地押着嫌疑犯（以前是直接叫“罪犯”的）在记者面前亮相，摄影记者一片快门声，然后第二天就把嫌疑犯的“尊容”上了报。试想，根据“无罪推定”原则，在法院判决之前，他们和你我一样都是无罪公民，摄影记者出于新闻报道的目的拍摄与传播，也许并不构成侵犯其名誉权，但由此可能会给他们的名誉带来损害。摄影记者应该在传播中采取隐去其面部特征等手法，保护他们应有的权利。
    （作者是浙江日报图片新闻部副主任）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