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的起与结，是文章的关键所在。就人物采访的“起”而言，实际上又可以包括两个方面：一是采访中的开始，一是具体文章的开始。
    近年来，笔者采访了一些文化人物，他们往往因事务繁忙，只能腾出不多的时间来接受记者的专访，这就特别需要记者在采访的起点上做好文章——对人物的背景、个性有所了解，有备无患。这样，才能在短时间内，取得被采访对象的合作。
    有的采访对象，本身就比较严谨，不喜多谈。如在上海采访歌剧院院长、指挥家张国勇时，他对开始几个问题的回答都像是从文件上摘下来的。这时，笔者想到张是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毕业的，而俄罗斯指挥家往往以严厉著称，就问他是不是也是一位“暴君型”的指挥家。显然，这个话题很对他的胃口，打开了他的话匣子。
    另一次，采访全国舞蹈大赛。参加决赛的有一个普米族的舞蹈团，别具特色。我们到了舞蹈团的排练现场时，当地记者已经把带队的文化局长和舞蹈团的团长都围了起来。我们在剧场里发现了一个留胡子的大汉，便和他聊起来，他正是这次节目的策划人和英贤，而且是正宗的普米族人，他的叔叔以前还是族里的头人。显然，这是一个值得采访的人物。虽然我们对他还一无所知，但因事先通过网络等，已了解了不少普米族的情况；在彩排开始前，我们听到团长特别交代，演出的当晚千万不要出去喝酒。我们就很好奇，普米族人是不是都很好酒？这位策划人马上很兴奋地告诉我们，是这样，但可惜的是，他专门设计的一场饮酒的舞蹈这次没上，他正郁闷呢。我就请他谈谈这段没能在舞蹈上出现的戏，从这个话题开始，又聊了很多有关普米族的风俗、舞蹈传统和他策划这出舞蹈的过程，采访就在边看彩排边聊天中轻松地完成了。
    就采访的“起”而言，更重要的，是事先对采访的走向要有一个基本的打算。一般的专访文章虽有两三千字，但也不可能面面俱到。在有限的文字内，要快速切入主题。有时，被采访者不是不善言谈，而是过于健谈，或者已经接受过多次采访，回答得相当顺畅，但明显缺乏新意。这实际上要比采访一个不善言谈的人更为困难。
    自办民乐网站的贺晓华，我们去采访他的时候，他刚在电台做过节目，我们也听了那个节目的录音。结果在接受我们采访时，他说得很流利，就像把他在电台做过的节目又做了一遍。这对我们的采访来说，显然是不够的。后来他提到去世的祖母，我们就问起他的家庭背景，了解到他毕业后就想请祖母来杭州游玩，但一直为网站奔波，未能如愿。他自己也只回过一次家。说到这里，贺晓华相当动容。由此我们谈到了他毕业时关于幸福的向往，他牢记一个同学的话，认为能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且能谋生，就是幸福。他说他现在还只做到了一半。接下来的话题，我们就围绕他对幸福的理解进行，这也成了我们写稿子时，串起整篇文章的主题。
    具体到写稿的时候，又会遇到文章如何起法的问题。我们不可能记“流水帐”，稿件的开始部分往往也不是实际采访中的开始部分。这就需要在写作时重新设计。
    对于读者熟知的人物，可以开门见山，突出强调人物的某个方面的个性或者经历，对整个文章起一个引导作用。如采访摄影家侯波时，她认真、严谨的作风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此文章是这样开头的：“我们见到她的时候，是在摄影展马上要开幕的时候，她在主办者的陪同下，一一核对照片下的说明。她记得每一张照片的拍摄地点和时间……”
    不过，我们采访的更多的文化人，是不太为读者熟悉的，这就需要我们在写稿时，巧妙地将有关背景穿插其中。
    赵树同原来是著名的雕塑家，可又痴迷于收集皮影戏的皮影。我们采访他，主要是因为他刚刚捐献了这些收藏，准备在杭州建一个皮影馆。皮影，南方人看到过的不多，也不太知道它的价值，因此在文章的开始部分作些背景的介绍是非常需要的。文章是这样写的：
    “一口叙说千古事，双手对舞百万兵。皮影戏作为日渐湮没的民间艺术，年轻一代只有在诸如《活着》、《大明宫词》等知名影视作品中才有幸一睹芳姿。这光影中跳动的精灵，渐成为老一辈凋零的记忆。川人赵树同，本是雕塑大师，偏偏痴迷于此，二十年来，为皮影的收藏、振兴奔走不已。现在，他带着收藏的140来箱、4万多件、价值数千万元的皮影，来到杭州，把它们都捐献给了中国美院。”
    文章的“起”也同样决定着文章的走向。在采访古彩戏法的南派传人葛启华时，笔者也遇到了他刚刚加入表演戏法行列的儿子。我们觉得古彩戏法有人传承是颇有意味的事，就把采访对象从葛启华一人扩展成为了葛氏父子。文章的开始也变成了这样：“葛梁眼下是一个变戏法的人，之前，他学的专业是经济法。但是，对于他来说，成为一个变戏法的人，一直是命运中非常可能出现的一个选择。因为他的父亲葛启华不仅是一个变戏法的人，而且还是古彩戏法的南派传人。”这样就勾勒出了文章的主线。
　　（作者单位：浙江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