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9月27日的上午，中央美术学院大礼堂正召开全国第二次文代会美术分会大会，中国美协副主席叶浅予走上讲台，怀着沉痛的心情宣布：美协主席徐悲鸿病逝了。当时，我正在大会上采访，同与会者一样感到非常突然和震惊，情不自禁地想到徐先生生前最后一次接受我采访的情景。
    当时，我作为新华社记者参加全国第二次文代会美术分会场的报道工作。徐先生担任中华全国美术工作者协会主席和中央美术学院院长，又是全国第二次文代会主席团成员之一。在大会开幕前，我对他进行了一次采访，准备写一篇人物专访。万万没有料到，我的专访还未脱稿，他就告别了人世，成为一件憾事。
    回想起来，当时我倾听大师的谈话，确是一种难得的享受。我虽然不太懂艺术，却领会到徐先生对艺术孜孜以求的精神。
    当我和徐先生交谈之后，又从自己的小小“资料库”里找到不少背景材料，首先在采访本上记录下徐先生从学艺到成为大师走过的不平凡足迹：
    徐悲鸿是江苏省宜兴人，1895年7月19日出生。其父徐达章为当地知名的画师，他自幼受其熏陶。9岁开始临摹名画家的作品，并练习人物写生。后来，家乡遭水灾，随父亲外出流浪，以替人画像、刻图章为生。世态炎凉，使徐先生产生了忧国忧民的思想，绘画常以“神州少年”题款。1916年，他投画上海审美馆馆长高剑文、高奇峰兄弟，以润资勉强糊口。同年考入震旦大学法文系读书。当时一个大学征求仓颉画像，他投画中选，又结识了康有为、王国维等名家，有机会饱览金石书画名作，开始尝试结合西洋画的明暗透视表现中国画的空间体积，创作了大量的山水、花鸟、走兽画。后来，被蔡元培聘为北京大学画法研究会导师。在北京期间，他接触了大量的古代文化珍品，汲取了丰富的艺术营养，并受到当时《新青年》等进步刊物的影响，主张中国画的改革……
    当时，徐先生谈到他的主要作品时兴奋异常，并建议我到他的家里看看画。不幸的是，我还没有挤出时间去造访，徐先生却于当年9月26日因脑溢血症复发而逝世。
    一年后，我到东城东受禄街16号徐先生的旧居(1959年因修建北京火车站而拆迁)再次采访，见到这个小四合院里，丁香、海棠和桃树枝叶繁茂，还有徐先生生前亲自栽种的葡萄树。徐先生的夫人廖静文女士出来接待我。她说，徐先生在这里居住了六年多，遵照先生的遗志，把现存的全部作品、房屋和珍藏的书画以及其他艺术品都献给了国家。为了永远纪念这位杰出的绘画艺术家和美术教育家，文化部在故居成立了“画家徐悲鸿纪念馆”。
    当时，在徐夫人的陪同下，我参观了纪念馆。这里陈列着先生的遗作，计有120多幅油画、彩墨画(国画)、粉画以及他的手稿。当我走进先生生前的画室，立即被画架上放着的《鲁迅与瞿秋白》未完成的画稿吸引住了。画架前的藤椅下面依然照原样放着画版、画箱和画笔。廖静文介绍说，这幅未完成的画稿是描绘1927年鲁迅先生与瞿秋白同志在蒋介石统治下的上海会见的情景。这幅画动笔后不久，先生就因病而未能继续画下去。我看到画架前面的桌子上陈列着一张珍贵的照片，正是先生当时作画的情形。在这间画室里，陈列的主要是油画，其中有他早期创作的优秀作品《抚猫》、《箫声》、肖像画以及1940年访问印度时的作品，还有1950年所作的《骑兵英雄邰德喜》(未完成稿)。
    徐悲鸿故居外院有三间新建的平房，是政府为成立纪念馆陈列先生生平创作的四幅大画而修建的。这里陈列的《田横五百士》大油画，宽353公分，高198公分。先生生前曾对我说过，这幅作品是他1928年在上海利用教学之余，用了两年半的时间构思创作的。这是描写秦代末年齐国的旧王族田横同他的战友五百人为了不肯屈辱地在敌人手下生活而自杀的故事。画中刻画了田横离开他的战友之前，大家恋恋不舍并表现了不同意他走的情景，清楚地看出宁死不屈的田横和五百个义士的感人形象。
    这里陈列的另一幅大油画是《徯我后》。据廖静文介绍，这幅画是先生1930年到1933年间在南京时期创作的。画的题材取自书经的“徯我后，后来其苏”。画中描写了在夏桀的暴政下，人民渴望商汤带兵去解放他们的故事，充分表现了先生热爱祖国、对当时社会的不满以及同情人民的思想倾向。此外还陈列着两大幅以历史故事为题材的彩墨画《九方皋》和《愚公移山》。据先生生前说，1929年开始构思创作的《九方皋》，曾先后画了七次才完稿；1940年在印度大吉岭创作了构思已久的《愚公移山》，画稿就有30多幅。从这里可以看出先生从事美术创作的坚强意志和精益求精的创作态度。
    纪念馆的里院东西厢房里是彩墨画(国画)、手稿和素描陈列室。东厢房里有他自1928年到1953年创作的国画，其中有大家熟悉和热爱的代表性作品《群马》、《诗人泰戈尔像》等。抗日战争开始时画的《新生命活跃起来》国画，也陈列在这里。画上是一只奔跃的狮子，象征着中国人民的斗争精神。此外，还有先生在1952年病愈后给朝鲜前线中国人民志愿军画的《奔马》，并在画上题词：“山河百战归民主，铲除崎岖大道平。”这里还陈列了他的一部分手稿，其中有早年写的《复兴中国艺术运动》、《漫谈山水画》等文。从《对泥人感言》一文中，了解到先生早在解放前二十多年就十分重视民间艺术，给“泥人张”的作品以很高的评价。
    在西厢房内，除陈列一部分国画外，还专门开辟了一间房子陈列素描画上千幅，供青年美术工作者学习。这里有先生早年画的人体和风景素描，也有建国后为英雄模范作的素描肖像画。其中有沂河民工李长发、子弟兵母亲戎冠秀等画像。从这些作品中更可以了解到悲鸿先生生前对绘画艺术不断追求、不断探索的精神。
    当时，在纪念馆欣赏完徐悲鸿先生留下的大量作品，徐夫人对我说：“再看看先生的生活状况吧!”
    于是，我跟着她来到故居的正房。徐夫人说，东屋有一小间，是先生的卧室。当时室内的一切陈设都是原来的样子，不仅床铺和沙发是原物，就是他在病中服的药和喜欢看的书法碑帖，仍然摆在床前的小柜上。徐夫人指着衣柜说，这几件灰布衣服，是先生生前经常穿着的。一件衬衣的后背已经破了仍然没有换新的。其中一套黑色呢制服，是先生1949年到布拉格出席世界第一次和平代表大会时穿的。从这里可以看到这位杰出的艺术家生活是多么简朴。
    走出卧室便是照原样布置的会客室。在一张桌子上放着先生当时惯用的笔墨纸砚和画具等，徐夫人说：“先生经常在这里画画、写文章、写信和阅读文件。”墙上挂着先生亲笔题写的鲁迅名句“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的条幅。
    会客室旁边的西尾间是先生的艺术生活资料室，陈列了许多文件和照片，记录了这位杰出的艺术家生平事迹。我首先看到的是20年前先生的作品在苏联的莫斯科、列宁格勒，法国的巴黎，意大利的米兰，德国的柏林，比利时以及15年前在印度展览时的照片。这里还陈列着先生在解放前签名的《文化界发表对时局进言要求召开临时会议》的宣言，早在1945年初，先生在国民党反动统治区积极参加了反对蒋介石独裁统治的斗争。
    写完这篇采访回忆的文章，我有一重要的心得：当记者(通讯员)要重视资料的积累，写稿时才能做到厚积薄发成精品。新闻界前辈范长江也说过：“记者写一篇报道需要有广泛的知识，深厚的积累。报道的时候，别人提供的材料要尽量少用，只能占三分之一，其余的三分之二应该是记者自己的积累和观察。这样，才能写得深刻丰富，仅仅就事论事难免干巴巴的。”这确是经验之谈。当时，如果我不注意积累有关徐悲鸿先生的资料，仅凭一次访问是很难写出较厚实的报道的，更无法写出这篇采访回忆录。
    （作者：新华社北京分社原社长、高级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