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浙江新闻事业发展的第一次高潮，是在辛亥革命胜利的鼓舞下出现的。现有资料表明，从1911年到1930年这20年间，浙江创办了106家报刊。
    这当中，有21家是党政部门的机关报。杭州光复不到半月，浙江军政府就邀请杭辛斋创办了《汉民日报》。民国16年（1927年）2月，国民革命军攻克杭州，3月12日，国民党浙江省党部机关报《杭州民国日报》创刊。与此同时，国民党市县党政部门创办的《金区民国日报》、《宁波民国日报》、《绍兴民国日报》、《嘉区民国日报》先后面世，《新余杭报》、《富阳党报》、《甬江潮》、《温州大公报》、《大锣报》、《嘉兴党声》、《海盐民报》、《湖报》、《衢声》也陆续发行。至于这些机关报的政治态势，在民国16年（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前，大多倾向革命。《汉民日报》创刊后，延请报人邵飘萍为主笔，他为该报撰写了不少尖锐泼辣、针砭时弊的言论。民国元年（1912年），袁世凯窃取国家政权，妄图复辟帝制，《汉民日报》坚持拥护孙中山，反对袁世凯。2年（1913年）8月，被当局以“言论悖谬，扰害治安”的罪名查封。《杭州民国日报》创刊后，积极宣传孙中山倡导的三民主义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政策，揭露军阀豪绅的倒行逆施。“四一二”事变后，国民党右派率先在杭州实行“清党”，抓捕、杀害进步报人，改组报社领导机构，《杭州民国日报》遂落入国民党右派集团之手。其他市县党政部门机关报的情形，也大体如此。
    1921年，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和嘉兴南湖的红船上诞生。在这前后，浙江各地的共产党员，办起了十几家宣传革命、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报刊。其中影响较大的有嘉兴的《新塍半月刊》、《少年新塍》，杭州的《责任》，绍兴的《觉悟》、《石榴报》，宁波的《火曜》。民国13年（1924年）5月9日出版的《少年新塍》，发表《列宁底精神》和《巨星陨了》等文章，悼念列宁逝世，介绍列宁生平，主张学习苏联。文中说，“我们如果煮酒以论当世的英雄，那么我们都不能不首举那为全俄、全世界被压迫阶级奋斗的尼古拉列宁。有人说他是‘千古一人’‘万世师表’，委实不是过誉的话”。这期报上，还刊发了《共雪国耻》一文，借纪念“五九”国耻，宣传反帝反封建的社会革命。《责任》创刊于中国早期农民运动的圣地萧山。民国8、9年（1919-1920年）发生在“浙一师”的风潮过去后，一些思想进步的学生先后毕业，走向社会。其中宣中华、徐白民等受沈玄庐的邀请于10年（1921年）4月到萧山衙前农村小学任教，并从事农民运动，发动萧山、绍兴、上虞82个村的农民，建立农民协会，并于同年11月24日成立衙前农民协会联合会。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次有组织有纲领的农民运动。但是，很快被当地的地主阶级勾结反动政府镇压下去。这些青年学生经过这场斗争锻炼得成熟起来，他们接受中国共产党“一大”、“二大”提出的纲领，加入共产党或青年团，组织“任社”，依然留在萧山进行农村调查，研究农村革命问题；创办《责任》，宣传农民，组织农民。共青团宁波地委主办的《火曜》，从民国14年（1925年）创刊之日起，就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国民革命，反对帝国主义和军阀，提倡科学与民主。先后发表过《反对军阀与打倒帝国主义》、《评新国家主义派》和《介绍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书籍》等文章，被爱国青年誉为“黑暗的宁波社会中的一盏明灯”。共产党员何赤华、王承纬等创办的《觉悟》，其宗旨是“联络友谊，交换知识，团结同志，反对资本家的无理压迫”。民国13年（1924年）5月1日，出了《全世界劳动节纪念》特刊。该刊发表的不少文章，被当时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向导》所转载。
    一批专业报，也在这次高潮中应运而生。民国10年（1921年），正当浙江经济逐步恢复与发展之际，《浙江商报》在杭州创办起来，其宗旨是“俾使商界有发表言论之地，又可通过广告的媒介，推销商品，促进商业繁荣”。这份日出对开8版的商报，由于有杭州市商会和各商业公会的全力支持，有主笔许廑父的精心经营，经常登载与商界密切有关的社论评论、法令法规、税则税率，不断增加各地商业行情的报道量，增设“社会服务”专栏，为商界释疑解难，甚至副刊也改名为《小商报》。《浙江商报》办出了专业报的特色，声誉大振。于是，《嘉兴商报》、《宁波商报》、《商情日报》、《绍兴商报》等也纷纷登场。创刊于民国19年（1930年）的《中国儿童时报》，是我国最早以少年儿童为对象的专业报纸。读者遍布全国，影响远及亚洲和欧洲。鼎盛时期，期发行量曾突破4.5万份，是中国解放前发行历史最久、影响最大的儿童报纸。其首任编辑为柯灵（高季琳）。著名画家丰子恺、潘天寿，也曾为它的成功作出过奉献。在专业报中，还有一份颇具特色的《笑报》。该报民国3年（1914年）创刊于绍兴。内容以社会新闻为主，设有《听我道来》、《胡言乱语·岂有此理》、《台下说话》、《七菱八落》等栏目。日出4开2版，自右至左横版编排。其中，《听我道来》、《胡言乱语·岂有此理》两个专栏的文章，每百期集纳成册，以《新说苑》为题另行出版发行，在“提倡风雅，纠正风俗，开通风气”方面产生过良好影响。
    在这里，有必要特别提及的是，浙江第一座广播无线电台和第一家通讯社，都诞生于是次高潮之中。
    民国16年（1927年）10月，省建设厅长在省政府委员会第59次会议上提案建议办电台。提案说，省政府“对全省75县之发令手续，均以邮递，近省县份尚可朝发夕至，而边远县份则有迟至半月之后始能递到者，虽还有紧急命令可改用电报传达，无如直接通电报者仅有30余县，其余仍非转达不可，万一电线发生障碍，则消息因此阻滞。”“消息最贵灵通，欲免除此种障碍，惟有装设无线电话，以通消息。况演讲宣传，教育民众，传播音乐以供民众娱乐，尤以无线电话为最便捷，所费不多，收效甚巨”。翌年，省政府委员会第67次会议通过此提案，并先后拨款2.78万元（银元），作为广播无线电台设备的购置费。同年10月，发射功率为250瓦的浙江省广播无线电台正式开始播音。
    据1912年10月10日《平民日报》记载，浙江第一家通讯社“民国新闻社”，建立于民国元年（1912年），负责人是陶铸（望潮）。后因他东渡日本留学，在《平民日报》刊登启事，委托王芍庄代理“民国新闻社”的事务。
　　二
    浙江新闻事业发展的第二次高潮，出现在抗日战争期间。据统计，在1937年“七七”事变至1945年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这8年间，浙江各地创办了121家报刊，在播的无线广播电台也从1座增加到5座。
    民国26年（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卢沟桥事变”，大举入侵中国。全国人民义愤填膺，迅速掀起抗日救国的热潮。《战地》、《战旗》、《前线》、《啸报》、《游击》、《野战》、《突击》、《进攻》以及《抗日民报》、《先锋日报》、《战时消息》、《战时大众》等一大批以“唤起民众，抗日救亡”为宗旨的报刊，如雨后春笋一般在浙江各地涌现。其中影响较大的是28年（1939年）1月创刊于浙西前线的《民族日报》和《浙西日报》。《民族日报》名义上是由浙江省主席黄绍竑出面创办，归浙西行署领导；实际上，创办初期是一张完全由中共浙西特委领导的宣传团结抗日的报纸。当时，浙江有影响的报刊大都为国民党CC派所控制，黄绍竑的主张得不到及时宣传和贯彻，他急需办一张自己能掌控的报纸。中共浙江省委文委得知后，立即派王闻识利用与黄是广西同乡的关系，促成黄创办《民族日报》。中共党员王闻识受命任民族日报社长后，聘请金瑞本、陆鲁一、张若达等30多名中共党员或进步人士担任记者、编辑，他们经常出入游击区或敌后采访，报纸办得既富有战斗性而又生动活泼，发行量很快上升到9000多份。《民族日报》的进步倾向和抗日宣传，引起了国民党顽固派的不安。浙西行署主任贺扬灵从29年（1940年）9月起，一年内竟先后两次下令改组《民族日报》领导层，让国民党右派牢牢地控制了领导权。《浙西日报》由於潜、昌化、临安、余杭、新登等浙西前线23个县（市）的国民党党部负责人发起创办。整个抗日战争期间，依靠群众的掩护，坚持出报，期发行数近一万份。
    民国26年（1937年）11月，上海、南京相继沦陷，日军入侵浙江。嘉兴遭到日机的狂轰滥炸，全城房屋十分之四被毁。12月，杭州沦陷，《东南日报》、《正报》等迁至金华出版。此后，又有诸多抗日报刊陆续迁入金华或在金华创刊。至31年（1942年）5月，在那里出版发行的报刊已有62种之多。金华成为全国抗日战争后方三大文化宣传中心之一。1938年2月24日，率先在金华创刊的抗日期刊是《浙江潮》。这份名为浙江省政府主办，实由中共浙江省委文委控制的时政性旬刊，一面世就独具特色。它在创刊号发刊词《潮头语》中公开宣称：“《浙江潮》将以奔腾澎湃的雄姿，排山倒海的气势，推动浙江三千万民众踊跃参加抗日自卫，以争取最后胜利”。并以“沟通政府和人民的感情”为己任，大量发表杜国庠、骆耕漠、邵荃麟、陈虞荪、石西民、何家槐等著名进步人士的文章，宣传团结抗日方针，竭力推动《浙江省战时政治纲领》的实现。次年春，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以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副部长的公开身份视察金华时，曾单独接见《浙江潮》的发行人兼主编严北溟，给以鼓励，并面授机宜。随后在金华创刊的有：中共中央东南局宣传部主办的《东南战线》，中共中央东南局青年部主办的《青年团结》，省战时作者协会主办的《作者通讯》，省剧人协会主办的《东南戏剧》，省动员委员会战时教育文化事业委员会主办的《浙江战时教育文化》，国民党中央机关刊物《中央周刊》（航空版），战时儿童保育会浙江分会主办的《浙江妇女》，台湾义勇队主办的《台湾先锋》等。1940年7月，金华各报刊发起出版《抗战三周年联合特刊》，城乡各地出现了强大的抗日救亡呼声。在当时曾一定程度上左右过浙江舆论的，是《东南日报》和民国30年（1941年）3月12日创刊的《浙江日报》。《东南日报》是民国23年（1934年）6月由《杭州民国日报》更名创办的。在抗日战争8年间，东南日报社从杭州迁金华、迁丽水、迁云和直至福建南平，转辗千里，沿途被敌机炸死或病死的职工和家属60多人，几近报社全部人员的10%。历尽艰辛，坚持办报，宣传抗日。报纸的期发行量，在金华时达两万份，迁至南平后，也仍维持在万份左右。《东南日报》是浙江解放前诸多报纸中，坚持出版时间最长、发行量最大、影响面最广的日报之一。《浙江日报》对外宣称是“独立经营的民办报纸”，实则是省政府主席黄绍竑支持下筹办起来的一张对开大报。社长兼发行人是原《浙江潮》负责人严北溟。报社里有中共地下党支部，许多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参与了报社的采编工作。他们通过巧妙的改写，不断刊登来自延安的战讯；利用副刊，经常编发歌颂团结抗日文稿，受到广大民众的厚爱，报纸发行量一度突破3万份。
    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在浙东、浙南、浙北的抗日根据地，也办起了10多份报纸。民国31年（1942年）8月，浙东区党委机关报《时事简讯》在四明山区创刊，8开4版，油印；一年后，扩大为4开4至8版，铅印，发行1500份左右；33年（1944年）4月，改名《新浙东报》，期发行量增至4000份。32年（1943年）8月23日，三北游击队政治部主办的《战斗报》在西茅山出版。铅印，8开6版。一版社论、新闻，二版表扬、批评，三版工作经验和知识介绍，四版上级批示及论文，五版副刊《战斗俱乐部》，六版工人生活和文艺通讯。同年10月，金义浦区委机关报《抗日报》创刊。33年（1944年）10月10日《苏南报》面世，次年8月更名《苏浙日报》，为苏浙区党委机关报，社长粟裕。该报是苏浙皖根据地的舆论阵地，它刊登的《江渭清对记者谈话》和《粟裕同志答记者问》，揭露国民党“消极抗战，积极反共”行径，阐明新四军抗战形势和苏浙皖边区的工作方针等，都曾在江南广大地区产生很大影响。34年（1945年）3月，日本反战同盟浙东支部主办的《解放周报》在四明山区创刊，主编黄源、楼适夷。其宗旨是向日本军人宣传中国共产党的主张、政策及国际形势，敦促日本军人反对侵华战争。经浙东韬奋书店邮寄和敌工部人员分发等渠道，传送至驻宁波、余姚等地日军官兵。在《解放周报》的影响下，2个月后，就有41名日军官兵逃离军营，其中3名日军士兵手持《解放周报》投诚新四军三五支队。
    抗日战争期间，日伪也曾在浙江沦陷区办过6张报纸和3座广播电台。其中影响较大的是《新浙江日报》和杭州广播电台。《新浙江日报》创办于民国27年（1938年）1月，是日伪在浙江的主要舆论工具，由日本驻杭派遣军报道部控制。初为4开4版，后为对开4版或16版。报上除媚日反华反共报道和言论外，就是无聊的社会新闻和宣传色情的文艺作品，格调低下，读者不多。不少报贩将摊到的当天报纸成捆卖给废品店。建于28年（1939年）6月的杭州广播电台，每天播出9小时，用杭州话和日语播音。节目有杭州新闻、日语新闻、讲座、儿童节目和对日军广播《皇军将士》等。因为发射功率才100瓦，只能覆盖杭州部分市区和郊区。而且当时居民中拥有收音设备的极少，其反华宣传的影响，小于《新浙江日报》。
　　三
    1945年秋，抗日战争刚刚取得胜利，战火的硝烟还没有散尽，一场激烈的争夺战，就在新闻阵地上展开了。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统治集团，利用其手中掌握的权力，抢先在收复区扩展他们的新闻阵地。9月，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颁布了《管理收复区报纸通讯社杂志电影广播事业暂行办法》。不久，“收复区全国性事业委员会”又拟订了《广播事业接收三原则》。根据这些法令，原沦陷区的日伪报馆、电台、通讯社等各类新闻机构，全都成了国民党的囊中之物。
    在浙江，日伪所办的6张报纸和3家电台，除此前已停刊停播者外，两个月内就全部被国民党接收。中央广播事业管理处指派的接收专员陈泽凤到杭州后，以浙江区广播电台接收专员办事处的名义接管了日伪杭州广播电台，10月4月就恢复播音。在湖州，他们接管了日伪《湖州新报》的资产后当即创办《湖州青年报》。与此同时，国民党在浙江各市县的党部、政府、军队和三青团等机构，又创办了《南雷日报》、《扫荡报》、《正义报》、《新生日报》、《安吉民报》、《定海日报》、《寿昌报》等24张报纸。
    面对国民党统治集团大肆抢占新闻阵地的情况，中国共产党采取了针锋相对的方针。要求各地党组织利用国共合作在形式上仍然存在的历史条件，迅速地在当地创办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新闻机构，将党和人民的新闻事业扩展到收复区。根据党中央的指示精神，中共浙南特委率先于1947年5月1日在瑞安创办了《浙南周报》。随后，中共四明工委、金萧工委、椒南工委、浙东临委又先后创办了《四明简讯》、《浙东简讯》、《路东简讯》、《新路南报》、《金萧报》等8份报纸。这些报纸，迅速地向收复区民众报道人民军队在东北、华北、中原等解放战争战场上取得的节节胜利，及时揭穿国民党统治集团散布的一个又一个谣传与谎言，为解放战争在浙江的最后胜利凝聚了民心。
    1948年10月，人民解放军在东北“辽沈战役”中一举歼灭了国民党5个军；在中原，先后解放了郑州和南阳。眼看就将土崩瓦解的蒋介石政权，开始逃亡台湾。当时在上海主持《东南日报》（上海版）工作的胡健中，指使在杭的《东南日报》成立“应变委员会”，并立即着手将轮转机等一批重要印刷设备拆卸下来，转道上海运往台湾。不久，传来了东南日报社一部日式轮转机在“太平轮”海难中沉没海底的消息，引起了人们的警觉。一场针锋相对的“反拆迁”斗争，在地下党的精心策划下，在东南日报社有序地展开。第一步，成立“员工应变会”，作为发动职工、团结和组织职工的机构；第二步，分头做好与重要印刷设备有关人员的工作，同时也作好出现最坏情况的打算。1949年4月，解放军百万大军横渡长江，东南日报社副社长刘湘女携眷离开杭州，报社行政工作陷入瘫痪。“员工应变会”接受地下党组织的建议，当机立断，接管了各个部门的工作。同时成立工人纠察队，日夜巡守，严禁外人进入，并在主楼与侧楼连接处布设电网，防止特务夜间闯入抓人。为解决员工生活困难，“员工应变会”决定将部分收入发给员工，还采购大米副食品分发。中共东南日报社地下党组织，正是通过这一系列举措，团结了全报社的职工群众，取得了“反拆迁”斗争的全面胜利。解放后，把东南日报社的全部资产完整地交还给了人民。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统治集团在不遗余力抢占舆论阵地的同时，为了标榜民主，以缓解日益高涨的新闻自由呼声，把允许民办通讯社作为一种政策来推行，规定通讯社一经成立，就可以向当地“县民食调节委员会”按月购买平价米。这在物价飞涨的当时，是很具有诱惑力的。于是，众多的失业新闻从业人员或知识界人士，纷纷申请民办通讯社。20世纪40年代浙江新办的通讯社近270家。据《报学季刊》记载，这些民办通讯社因“经济拮据”、“设备不全”、“人才缺乏”，“能按日发稿的不足十分之一。即以所发新闻论，且多雷同，而鲜有特殊价值。故全省通讯社数量虽甚可观，而其实质则无定道也”。
　　（浙江新闻志编委会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