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的全球化、地球村时代，很大程度是媒体炒作的一个未来的幻觉。生活在尘埃般般漫天飘荡的信息中，人们并不比从前更易认识世界，更易实现沟通，更易找到和平、繁荣和幸福生活。传播系统仍由强国和富人，尤其是美国权势集团控制着。
    美国拥有世界上覆盖面最广的通讯卫星系统，美国人拥有个人电脑的比例最高，卫星地面站数量最多；美国输出的电影、电视节目全球第一，比排名第二至第五位国家的总和还要多；美国的对外广播节目时间最长，美国新闻出版署管理的“美国之音”和“马替电台”，美国国际广播管理局领导的“自由欧洲电台”、“自由阿富汗电台”，直接以输出美国统治集团意志、干涉他国内政为主旨，每周播出2400多小时，为世界第一；美国的eBay、Googel、Yahoo等最强大的网络传播系统，正迅速侵入全球亿万家庭；美国拥有一万多家广播电视台和大约一万种报纸，其中《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洛杉矶时报》和美国广播公司、全国广播公司、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和福克斯广播公司，被认为是全球最有权势的媒体；美联社、合众国际社以及它们的美国同行，总是霸占着国际大事现场的最好位置，以利拍照和转播。1984年，美国新闻署开办“世界电视网，把电视节目推向全球，CNN最早完成全球电视传播策略，在1995年将其新闻传播到120多个国家和地区。
    某种意义上，全球化即美国化。
    如果有人认为美国有充分的信息流通自由，而那些实行信息管制的国家没有这种自由，那只不过是虚幻的“美式神话”的一部分而已。控制传播，控制舆论，一直是统治集团控制社会的有效方法，无论在美国还是在别的国家。不同之处在于：美国允许私人资本拥有大众传媒来实行社会控制，而在其他国家则主要由政府来实行。
    最新具有讽刺意味的事件发生在2006年9月27日，美国众议院以232票赞成、191票反对，通过一项法案，允许政府窃听电话。不知尼克松前总统地下有灵作何感想？
    与美国的经济霸权、军事霸权一道，美国的文化霸权是其全球政治霸权的重要支撑。
    今天，在白宫和五角大楼那些野心勃勃的战略家看来，大众传媒是战争机器，传播首先是为了用来进行战争。
    按理说，传播越发达，人类越容易沟通谅解，战争也会因此减少。但实际情况并不如此。不仅哈佛大学享廷顿预言的“文明的冲突”不幸而言中，而且文明内部的冲突愈演愈烈，战火频仍。传播的增加似乎不是为了增进沟通，而是有其政治或经济动机，真正的目的是寻求权力并进行控制。
    传播理论的重要学派——法兰克福学派早已指出：从工业文明时代起，大众媒介已成为意识形态，成为维护国家统治的合法性基础。通过传播上的操纵和欺骗，大众媒介不仅极为有效地清除了社会文化的否定性，甚至系统地清除了孕育批判性和否定性的家庭环境，最终造成单同度的人和社会。
    大众媒介看似一种传播信息和提供娱乐的工具，而实际上不发挥思想引导、政治控制等功能的大众媒体在现代社会是不存在的。这是国家权力对受众进行灌输和操纵的过程。说到底，大众媒介是国家的“话筒”，是权力的工具。
    痛恨精英文化的美国传播学专家诺姆·乔姆斯基，在《必要的假象——民主社会的思想控制》中写道：“大多数普通民众都只能从常见的媒体中获取政治事务和事件的信息。一个人只有了解某个议题的消息或是前因后果才能谈得上形成自己的看法。而美国大众媒体是掌握在少数有线人手上的，这些媒体正巧制造同意和假象，以达到思想控制的目的。”
    美国著名新闻工作者沃尔特·李普曼坦承：“大多数时候，我们并不是先看到，后下定义，而是先下定义，然后才看到。在伟大的盛世中，对于外界混乱的嘈杂，我们总会先套用我们已有的文化框架进行解读，我们倾向于用我们已有的文化形式来感受外面的世界。”
    《华盛顿邮报》——《新闻周刊》广播公司总顾问布朗则认为：“所有所谓的绝对原则都服务于该原则制定时的社会环境。”
    今天，美国成了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和传媒帝国，其咄咄逼人的话语霸权令人生厌。当年美国人向殖民当局争取的新闻自由，成了许多国家向美国争取的东西。如果允许美国对全球文化的控制，那么它显然是通过对大众媒体的控制来达到的。因为它制造了使人服从于文化霸权的条件，并且限制了对它进行有效抵抗的可能性。
    从布拉格之春到苏联解体，从南斯拉夫瓦解到乌克兰橙色革命，总有美国之音在背后大声鼓噪，导演一出出逼宫戏。
    美国要入侵伊拉克，媒体就指称伊拉克藏匿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美国要弄垮伊朗、朝鲜，媒体就妖魔化其为邪恶轴心；美国要遏制中国，媒体就炮制耸人听闻的“中国危胁论”，甚至捏造出子虚乌有的李文和核间谍案……
    在大众传媒中，信息成为资源而非指令，传播内容由严格意义上的新闻变成了信息，只要有人买，即是信息，只要卖得出，即是信息，于是大众传媒为传播而传播，其主要功能由采集信息变为散布信息。这让白宫和五角大楼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游刃有余地驾驭这架战争机器。
    从1945年8月9日美军邀请《纽约时报》记者随机采访向长崎投掷原子弹，到2003年美军率500多名记者攻打伊拉克，到2006年6月美军邀请两名中国记者随舰采访太平洋军演，是一种资源分配；从肯尼迪首创电视与广播现场直播总统记者招待会，到元首峰会向媒介开放是一种资源分配；从20世纪70年代颁布《信息自由法》到80年代放松对开设广播电视频道管制，是一种资源分配，甚至连国务院的人权报告，国防部的军力报告，新闻发言人的谈话，总统的演讲，无一不在分配资源。通过此种资源分配，美国政府引导着舆论向着自己需要的方向演变。
    在越战期间，美国国内和平主义浪潮高涨，反战运动、反权势运动、民权运动、女性运动声势浩大。一些新闻工作者亦对新闻自由作了最后一次英雄式的探索。美联社报道了一名因“不愿意残杀妇女儿童”而拒飞B52轰炸机的飞行员海克，举国震惊。《纽约时报》资深记者哈里森·索尔兹伯里报道了美军轰炸平民小镇、飞行员为减轻负荷而乱扔炸弹的真相，因而被剥夺了普利策奖的权利。麦吉在全国广播公司的专题节目中质疑：“如果美国政府不能令人信服地说明为什么一个独立的越南对美国国家利益是如此重要，以至于‘不管怀疑战争的合法性和道义性’，那么美国就应该撤军。”。许多媒体报道了越南妇女儿童遭受战争蹂躏的悲惨景象，这些报道最终瓦解了美国的侵略和征服意志。
    美国大众媒体的这种批判精神，在海湾战争中荡然无存。媒体一边倒地鼓吹入侵伊拉克的合法性，并娱乐性地展示美军的高科技武器；许多报社用黄丝带将两个版面围在中间，用支持战争的标志装饰新闻编辑室；流行音乐节目连续播放支持战争的新歌；脱口秀节目则夸夸其谈“精确打击”；洛杉矶的电视台禁播自越战以来最大的一次反战抗议……有线新闻网直播了战争进程，似乎报道了有关战争的一切，然而就是没有触及实质性问题。即使是刊登最多质疑文章的《时代》周刊，亦仅止于描述美国战略关切的另类声响，并不曾切入问题的核心：伊拉克明明不存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也没有证据证明与基地组织有任何联系，美国一意孤行打这场战争到底为了什么？
    媒体除了演示传播技术的进步，便是煽起国民日益增长的沙文主义情绪。
    反战母亲辛迪·希恩领导了2005年最有声势的反战运动，她顶着炎炎烈日，在布什的克劳福德农场外安营扎寨26天，试图与总统PK。她的儿子凯西在抵达伊拉克5天即阵亡。她的口号“不要再让一个母亲失去孩子”，因表达了对美国人的生命珍视在美国媒体得到了一定程度反应。
    与此同时，媒体对饱受战争和制裁苦难的伊拉克人民的悲惨境遇几无报道，更谈不上从根本上质疑这场战争的道义性。试图搜寻事实真相的记者被美军赶出海湾。美国之音主编则因播放拉登演讲录音而被解职。
    《基督教科学箴言报》2006年7月3日以微弱声音问道：《所有生命都平等吗》？此文披露美军在伊打死一名平民赔偿600至1500美元，而美军阵亡士兵将获抚恤金50万美元。
    除了乔姆斯基刚刚登上畅销书前10名的《生存还是霸权：美国对全球统治的追求》之外，美国前司法部长拉姆齐·克拉克的《写在人权宣言发表50年之际》，堪称最具道德谴责力的文章之一，此文严辞痛斥美国的霸权主义行为，揭露了制裁给伊拉克人民造成的人道灾难，指称美国所作所为完全违反了联合国《人权宣言》精神。该文意味深长地引用了亚伯拉罕·林肯在美国内战时期的一段名言：“世界上至今还未对自由一词有一个完好的定义，而美国人民现在非常渴望有这样一个定义。我们都宣称自由，但在使用这个词时，我们的目的却并不相同。”可惜此文只能在《美国禁发新闻》一书中看到，没有主流媒体刊登诸如此类文章。
    由索诺马州立大学禁发新闻项目组主任彼得·菲利普斯等一批专家学者搜索编辑的《美国禁发新闻》，还揭露出更多令人震惊的案例。这些新闻之所以遭美国主流媒体禁发，不是它们不真实，而是它们太真实了。
    直到今年中期选举，如梦初醒的美国人才用选票检讨了他们的政府入侵伊拉克之愚蠢与失败。与此同时，NBC、《新闻周刊》等主流媒体指称“伊拉克已陷入内战”。
    美国引以为豪的国内政治民主之核心，乃是权力多元并相互制衡。可惜它在国际间失去了这种制衡，在传媒界更是一家独大。如同美国学者罗伯特·福特纳所言：“假如人们期望传播能为世界带来正义，那么，人们必须对抗将传播当作社会控制工具的现象。”而当前世界要对抗的，正是美国的舆论霸权。
    今天，在国会山庄那些居心叵测的阴谋家看来，媒体是一部竞选机器。
    美国主流媒体声称信奉如下价值观和职业操守：揭示真相（Truth-Telling）；正义（Justice）;人文关怀（Humaneness）;自由（Freedom）；服务社会（Stewardship）。从表面上看，美国的媒体好像可以对国内外一切事情妄加评说，指手划脚，尤其是对政府部门的批评对领导人的奚落漫无节制。媒体把自己比作民主政治和公众利益的看门狗。99%的美国人认为狗是人类最好的朋友。
    即使“新闻自由”在美国被自称为爱的宗教，也一定对不属于它的人抱持既不自由又没有爱的态度。
    《时代》创办人亨利·卢斯就不伪称恪守新闻客观性，他觉得那是神话。《时代》以“公正（fairness）”替代了“不偏不倚（impartiality）”。卢斯宣称他的理想是“让美国精神席卷全球”。他对媒体霸权的直率表达，剥掉了媒体布尔乔亚彬彬有理的伪装，揭示出心灵深处的欲望。
    如同对金钱的蔑视是富人的特权一样，对言论自由的背弃正是在历史上从言论自由受益的人的特权。
    在政党轮替、官商互利、地方自治、中间组织繁荣的多元政治格局下，很适宜蛊惑人心的阴谋家和煽动家生长发育。每个国会议员、州议员或高官候选人背后，都有着势力强大的利益集团。无论是国内外的利益集团组成庞大的游说团队，用各种方式游说议员，使之提出或通过对自己有利的法律或决议；还是议员从游说中获取有价值的信息和利益集团的支持，双方都需要通过大众媒体来炒作话题，制造舆论。
    全美一万多个基金会，及其豢养的学会、协会、服务社、商会、培训所之类“NGO”和“NPO”，乃是精英治国、愚民政策的思想库和操盘手，大众传媒则是其吵吵嚷嚷的大秀场。
    专业的游说公司更是媒体公关高手。据《华盛顿邮报》报道，到2005年，在华盛顿登记在册的专业游说人员达3万余人，为2000年的两倍。他们认为，如果一项法案得到《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华尔街日报》、《芝加哥论坛报》和议员家乡的媒体支持，议员就根本不可能反对它。
    每个议员身边纠集着不下30人的狩猎记者。旷日持久的总统、州长和议员竞选，耗费巨额广告费为政客包装。新闻界的狗仔队，往往更关注竞选人的个人风度和激烈言辞，而非思想实质与德行。成群结队的疲惫不堪的新闻记者，从早到晚追逐着同样疲惫不堪的政客，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
    在竞选中成长的美国政客，深知曝光率的价值，特别会作秀，特别会臆造假想敌，通过大众媒体散布危险言论以谋求私利。
    乔姆斯基尖锐地指出：思想灌输是所谓民主制度的精髓，而通过大众媒体的宣传，制造同意，是控制公众思想的常用办法。
    迄今最耸人听闻的、几乎涉及所有媒体的谣言，出自参议员麦卡锡之口。在上世纪50年代，麦卡锡指称：美国的政府、军队、文化、教育直至司法部门，已被共产党和亲共产党的人控制了，美国正面临被颠覆的危险。媒体闻风而动在美国刮起一股麦卡锡恐怖主义飓风。一个追随麦卡锡开列黑名单的集团发表了《赤色频道：共产党在广播电视中的影响的报告》，该报告列出了150多位作家、演员、导演、制片人的黑名单，指称其与共产主义有着某种关系。文化界、传媒界许多人屈服于压力与恐吓，不敢与之正面交锋。
    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电视评论员默罗在《面对面》节目中评论说：我们不能一面在国外捍卫自由，一面却在国内抛弃自由。来自威斯康星州的那位资历不深的参议员的行动已经引起我们的盟国的惊诧和沮丧，而使我们的敌人感到欣慰。这是谁的过错？其实并不是他的过错。这种人人自危的局面不是他制造出来的，他仅仅是利用了这种局面而已，而且利用的相当成功。
    谁制造了“这个局面”，默罗没具体说，想必其中少不了推波助澜的美国媒体。
    民主党参议员查尔斯·舒默和共和党参议员林塞·格雷厄姆是2005年至2006年的明星议员。他们在中美贸易的吵吵嚷嚷中捉到一个吸引媒体关注，从而吸引公众关注的话题：扬言通过立法，对中国商品多征27.5%的关税，以此消弥美国对华的巨大贸易逆差，除非中国迅速提升人民币汇率，自行削弱出口商品竞争力。这话题果然引得媒体纷纷追捧。中国政府邀请此二公访华，令其在媒体大出风头。9月28日，随着一美元兑换人民币兑换跌破7.9元，两位参议员鸣金收兵，宣布放弃此项法案在参院的投票表决。
    美国党派争斗打“中国牌”是故伎重演。
    当人权问题、西藏问题、宗教问题这些老生常谈不能煽起媒体热情后，政客不断炮制新的“中国危胁论”成为时髦。中海油参与优尼科公司竞标，一群议员慷慨陈词说威胁美国能源安全；“联想”参与美国政府招标，又一群议员说威胁信息安全；议员和媒体都知道这不真实，但他们共同需要这样哗众取宠的话题。
    为什么一两个议员的奇谈怪论一经媒体炒作，就会成为公众舆论，而没有更多人来质疑呢？
    德国著名传播学者诺尔·纽曼发现了一种“沉默的螺旋”：舆论的形成，包括大众传播、人际传播、对社会其他人的看法的理解三方面以及这三者的交互作用。大多数灵敏的人一般都避免因固执己见和与众不同而受到孤立。为了防止交往中的孤立，获得一种社会认同感，人们总是寻求与周围环境的和谐。个人的观点和态度要受周围人和大众传播的影响，而在某一时期，究竟什么样的观点占优势，经常是由大众传媒规定的。由于大众传媒不间断地、多次重复报道同一内容，加上受众的从众心理，这种观点会慢慢为受众所接受，成为真正的舆论。 “谎言重复千遍即是真理”，美国政客深谙此道。
    美国《国家》杂志编辑和电视节目资深政治评论员大卫·考恩在《布什的谎言》一书，不仅无情剥去了布什“皇帝的新衣”，并列举了大部分美国总统都说谎的事实。该书引用的所有谎言都见诸大众传媒。
    比如，1840年辉格党总统候选人威廉·哈里森告诉选民他出生在一个小木屋里。其实他是贵族子弟，生长在弗吉尼亚詹姆士河边一栋红砖砌成的房子里；
    20年后，亚伯拉罕·林肯参选总统，竞选斑子把他的形象定位成乡间律师，其实林肯虽在伊利诺伊州乡村长大，但现时却是代表铁路和其他公司的大律师；
    1945年8月9日，哈里·杜鲁门在电台演讲中说：“全世界都会注意到，第一颗原子弹投掷到了广岛——一座军事基地。这是因为我们希望这一轮攻击尽量不伤害平民。”事实上，广岛是一座35万人口的城市，而非军事基地；
    1960年5月，当苏联宣布击落一架闯入其领空的美国u-2侦察机时，艾森豪威尔总统的助理说这只是一架偏离航道的气象飞机，直到莫斯科出示收音机残骸及飞行员照片之后，政府才承认侦察机飞越了领空；
    尼克松在越南问题说谎；里在在“武器换人质”问题说谎；老布什在增税问题说谎；克林顿在个人生活方面撒谎……
    由于“9·11”事件的发生，布什成了数十年来最有权力的总统。对于入侵伊拉克，布什政府声称：“我们极度确信他们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这场战役的每一次胜利和每一次牺牲，都是为了保护美国和全世界无辜民众免受恐怖武器的威胁。”如今真相已大白于天下，那里根本不存在布什要找的东西。
    我无意求证美国政治家言论的诚实性——潜意识的否认和有意识的谎言，乃是人类语言发展的原动力，我只是试图描述大众传媒在这个多元文化国度的特殊功效，不论是好的，还是坏的。借用美国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的分析：美国形成为“民族社会”的过程是缓慢的。没有教堂、没有政党制度、没有教育机器、没有知识分子阶级、没有管理精英能够像媒介系统那样成功地培育民族凝聚力。“是谁给予这个新生社会的内部团结？不是几个政治英雄（罗斯福、艾森豪威尔和肯尼迪），而是大众文化。它第一次给社会带来形象、思想和娱乐的内容。幸亏有大众传播手段，一个缺少明确规定的国家制度和有意识的领导阶级的社会能够调和在一起。”
    今天，在华尔街那些惟利是图的资本家看来，大众传媒无疑是一部赚钱机器。
    美国传媒史亦是一部部美国家族创业史。
    ——300年前，美国报业初生于黑暗的专制殖民时代，报纸受到殖民政府当局和顽固宗教界的双重新闻检查。印刷商本杰明·哈里斯于1690年9月25日创办的美国第一份报纸《国内外公共事件》，只出版一期就被查封了。而詹姆斯·富兰克林1721年创办《新英格兰新闻报》之后一年，因批评政府而琅铛入狱，并被剥夺出版权力，他无奈将报纸发行权交给当印刷学徒的弟弟本杰明·富兰克林（后者是美国最伟大的新闻工作者之一，还是发明家、政治家、教育家）。那时，新闻自由好似水中花。
    ——200年前，美国从英国殖民地独立建国。第一代政治家相信“如果新闻界是自由的，而且人人有阅读能力，那么一切便是安全的。”（托马斯·杰弗逊语）。联邦党人在《权利法案》中规定：“国会不得制定下列法律：确立宗教或禁止宗教自由；剥夺人民言论或新闻出版自由；剥夺人民和平集会及向政府请愿申愿之权。”这被认为是美国新闻自由的基石。此内容经参众两院修订后，作为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于1791年获得批准。尽管该法案只是宪法起草者对公众情绪作出的一个让步，但不失为启蒙年代一个解放思想的里程碑。
    诚如马克思所言：“没有新闻出版自由，其他一切自由都会成为泡影。”
    ——100年前，在完成工业化和城市化的美国，传媒业也完成了大众化和产业化的灿烂蜕变。
    从1880年到1900年的20年间，普遍发行的英文日报从850家增至1967家；订户从全国成年人口的10%增至26%。其间诞生了《纽约时报》、美联社这样的标志性美式媒体，诞生了约瑟夫·普利策这样的经典美国式报人。他创办的《纽约世界报》在1883年后的5年间打破了美国所有的出版纪录。普利策新闻奖，迄今仍是美国最高新闻奖。
    普利策认为：“倘若国家是一条航行在海上的船，新闻记者就是船头的瞭望者。他要在一望无际的海面上观察一切，审视海上的不测风云和浅滩暗礁，及时发出警告。“这一新闻理想在上世纪前半叶激励着好几代美国新闻工作者。
    不过，由大众传媒领军的“美式文艺复兴”，因其浓厚的物质主义，向来为欧洲文化界所不屑。与司汤达尔、狄更斯一样，弗洛伊德毫不掩饰他对美国文化人格的深度鄙夷：“没有任何地方比那里充塞更多没有意义的人类行为。”“成功意味着金钱，美国人有可能像我们这样，随时会为了反对舆论而活吗？”“在这群野蛮人之中生存的唯一合理方式：尽可能高价卖出自己。”
    直到上世纪中叶，美国大众传媒90%还是家族拥有。
    无论它们如何自利，如何拜金，千万家族媒体的独立思考和互相竞争、互相监督、互相印证，其本身就是某种制衡机制，使它们的报道更加接近于事实真相，亦使新闻工作稍具理想主义色彩。
    格雷厄姆家族拥有的《华盛顿邮报》，是现今硕果仅存的家族媒体之一。它与权势集团搏弈更勇敢一些。1970年，正是这家报社的两名年轻记者卡尔·伯恩斯坦和鲍勃·伍德沃德，率先揭露出尼克松班底在水门大厦安装窃听器，盗取民主党竞选情报的丑闻，最终导致尼克松下台。2006年，《华盛顿邮报》因揭露中情局在多国非法设立秘密监狱，获得普利策奖的独家报道奖。
    1980年代后期以来，随着欧美对广播、电视、电信业管制的放松，对肥沃的传媒业垂涎已久的各路资本迅速涌入，跨行业跨国界的媒体购并风起云涌。通用电气公司以63亿美元买下了全国广播公司的母公司美国无线电公司，不可一世的美国在线吃进时代——华纳，又全军溃败，CBS电视网四易其主，一向自说自话的《巴尔的摩太阳报》换了三个老板，印刷巨头大都会通讯公司以35亿美元收购了美国广播公司，特德·特纳以17.8亿美元控股米高梅/联美电影公司，论坛报公司以5.1亿美元买下洛杉矶KTLA电视台，拥有有130家报纸的甘尼特公司以6亿多美元吃进四家重要的大都会日报。美国禁止外国资本购买美国的报纸、电台和电视台，但开放同属大众传媒的娱乐行业，德国贝塔斯曼公司以4.75亿美元收购了道布尔戴图书公司，日本索尼公司以20亿美元收购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唱片公司，又以34亿美元买进哥伦比亚电影公司，松下公司则以69亿美元收购了美国音乐公司。
    购并，上市，敲响了家族媒体的丧钟。
    今天，从本质上看，新闻业是一种商业。大多数媒体的目标是盈利。媒体保持其边际利润能为持股者接受的一个办法是融合报纸、广电和网络。
    到上世纪末，大约25家联合大公司控制了美国大部分报纸、杂志、书籍、电视、电影和电子信息服务业。其中11家在美国最有影响力的公司制媒体，与美国1000家最大企业中的144家有着直接联系，互派董事。
    至此，新闻自由只属于媒体拥有者，只属于资本所有者。80%以上媒体已归属集团，而后者是上市公司，家族拥有的媒体成了濒危物种。每件东西在某种意义都被贴上了价格标签。价格标签成了惟一的信仰。利润的压力改变了所有媒体的人格、理想和体制。
    全国广播公司前新闻主管鲁文·弗兰克说出了当代美国新闻工作者的忧虑：“对新闻自由和思想流通的最大威胁是，逐步将报纸、广播电视台、电视网和其他信息传播工具合并为公司，这些公司知道如何将知识变作利润，但是不能承担《第一修正案》赋予的问询、争论的责任。”
    大众传媒的集团化、商业化和官僚化，使得政府更易于掌控媒体的新闻报道。
    其实，美国新闻工作者今天的此种忧虑，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50年前就敏感到了。恩格斯说：“资产阶级的力量全部取决于金钱……，这样，出版自由仅仅是资产阶级的特权。”
    挥金如土的鲁珀特·默多克在美国传媒业购并浪潮中的所作所为，为恩格斯这段话作了生动解读。这位澳大利亚传媒大亨为进军美国，加入美国籍，争取到众议院议长共和党人金里奇的支持，先后购买进20世纪福克斯电影公司、7家重要电视台、哈波—罗图书出版公司和三角出版公司，组成美国第四家电视网——福克斯广播公司。与此同时，他还保有《波士顿先驱报》和《圣安东尼奥新闻快报》。原先在澳大利亚和英国呼风唤雨的默多克，在美国鲜明地支持保守的共和党。更令人啧啧称奇的是，默多克的福克斯新闻电视台评论员托尼·斯诺竟被白宫选为新闻发言人，接替身心俱疲的斯科特·麦克莱伦，从“白宫批评者”摇身一变成为“白宫辩护人”。
    通过对政府的舆论支持，谋求建立话语霸权，最终实现商业利益最大化，这就是福克斯现象的实质。
    拉斯·贝克在《哥伦比亚新闻学评论》发表的《默多克的卑劣机器》一文写道：“默多克运用他的多种财产，包括报纸、杂志、球队、电影、图书，采取牺牲真正的新闻采集、法律法规和新闻伦理手段，来促进他自己的经济利益。他将他的媒介作为工具影响可以帮助他的政客，他还用专栏诋毁其竞争对手。如果有人能够显示巨大权力集中在极少数人手中的危险，那么这个人就是默多克。
    我们看到，公司制下的新闻媒体的老板们炫耀的并非寻找真理的艰辛，而是他们的资产价值。英国BBC首任总裁约翰·里思曾调侃道：“我想知道你们这些美国人怎么能既信奉上帝又礼拜金钱而并行不悖？”
    美国媒体失去了其本身应有的多样性和生气，在几乎所有的电视频道和报纸标题中，看到的都是雷同的名人新闻、色情新闻和煽情新闻。主流媒体放弃了投入大，产出慢，不那么娱乐的调查性报道、解释性报道和纪实性影片，放弃了最小最穷的潜在受众群体，剩下的主要是那些垄断媒体发出的声音和无所不在的商品广告。
    主流媒体不再将向公众传播重要信息视为己任，为了吸引广告而拼命取悦公众。用无数时间和版面，津津乐道于有关克林顿性丑闻的种种细节，有关辛普森杀妻案的种种猜测，有关戴安娜王妃的种种隐私，有关共和党议员马克·福利的分裂人格，有关各种明星的绯闻。莱温斯基和巴巴拉·沃尔斯亮相ABC新闻节目时，创造了电视史上最高收视率。
    媒体几乎忘记了这个国家75%的民众生存状况，无法回答那些与劳动人民息息相关的问题，诸如：为什么医疗费如此昂贵？为什么房租如此之高？为什么苛捐杂税如此之多？
    “9·11”事件的发生，一度使这一状况有所改变。恐怖分子对美国本土的首次重创，似乎唤回了传媒对责任的记忆，唤回了公众对严肃新闻的兴趣。以《纽约时报》为代表的主流媒体，在随后一个时期，增加了时政报道，甚至削减了广告版面，以刊登更多的新闻。
    在美国，由商业利润主导的大众传媒背后隐藏着新的权力形式和社会整合形态，在后现代话语中意味着社会的终结、社会意识蒸发、社会意义缺失，乃至民族国家概念的淡化和消失。
    每当听到美国同行念叨言论自由时，我就不由自主地想起镌刻在林肯纪念堂门口的那句箴言：FREEDOM  IS  NOT  FREE（自由不是赠品）。
    今天，在美国大多数民众看来，媒体不过是无聊的娱乐机器，它们越来越不值得信赖，新闻记者再也不把自己看做“无冕之王”。
    继《今日美国报》两名记者涉嫌造假被开除之后，2003年5月11日，《纽约时报》刊出四个整版的“认错报道”，披露该报记者杰森·布莱尔四年多来制造假新闻的内幕。布莱尔承认，在他最后10个月发出的72则报道中，有36则纯属“自己制造”。同月24日，该报一位普利策获奖记者里克·布拉格因涉嫌在自由撰稿人作品上署名而被停职，四天后布拉格辞职。6月5日，《纽约时报》新闻编辑部的一、二把手——60岁的执行主编豪厄尔·雷恩斯和首位黑人编辑主任杰拉尔德·博伊德引辞，写下该报152年历史的又一纪录。
    在此之前最严重的假新闻案发生在《华盛顿邮报》。1981年，该报黑人女记者珍尼特·库克虚构一名八岁儿童被生母及其男友强迫注射海洛因的故事，骗取了普利策特稿写作奖，事发后被开除。《纽约时报》造假丑闻，对美国主流媒体的重创犹如雪上加霜。
    近两年各种民调都显示：美国公众一半以上不相信新闻媒体的报道。而在上世纪70年代，70%以上的受访人笃信新闻，媒体的公信度堪与最优秀的公共部门媲美。
    永不疲惫地挖掘和炒作丑闻，自恋，偏执，党争吵嚷，缺乏诚信和职业素养，过度煽情与娱乐……这些东西使原本笃信媒体的人群大失所望，也导致年轻一代对新闻的漠视。有调查显示：30岁以下的受访者中，只有23%的人经常读报，18%的人看晚间新闻，29%的人看有线电视新闻，36%的人则从网上获取信息。
    煽情新闻、名人新闻、色情新闻，对普罗大众而言，好似一种麻醉剂，让人消磨思考力和批判力，变成媒体霸权的跟屁虫，便于精英分子对其精神奴役。
    许多美国人生活在一个被媒体捏造出来的世界上，显得如此天真无知，以为美国就是世界，世界就是美国。
    在美国，没有几个人知道，他们的国家是武器扩散的根源，是世界上最大的武器扩散国和刑具供应国，与一些严重侵犯人权的国家和组织作军火交易，赚取暴利；
    在美国，没有几个人知道，他们的国家是环境污染的根源，享用着世界最多资源又排放着最多废气，还坚持拒签保护臭氧层的《京都议定书》；
    在美国，没有几个人知道，他们的国家是贫富悬殊的典范，共和党人把“弱肉强食、适者生存”论引入经济社会，看起来更像一个富人政府，这个最富有的国家对穷国援助额占GDP的比率在世界上排名倒数第二，仅比爱尔兰高一点；
    在美国，没有几个人知道，他们的国家是油价飙升的根源，美国投机基金恶炒原油，美国大幅增加原油和成品油储备，才是原油价格高涨的震源；
    ……
    尤其不幸的是，在美国，没有几个人知道，美国自称的盟友，其实从骨子里并不喜欢美国人。英国人嫌他们土，法国人嫌他们俗，德国人嫌他们乱，日本人嫌他们懒。从文化性格上看，中国人与美国人——最礼教的世俗人与最世俗的清教徒，才是最相近、最宜兼容的。
    可是，在埃德加·斯诺采写《四行漫记》、其妻海伦·福斯特·斯诺采写《红色中国内幕》、艾格尼丝·史沫特莱撰写《中国的战歌》、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写出“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这句名言以后，再也没有这样友善的美国记者来到中国民众中间深入采访了。这不仅是中国的不幸，亦是美国的悲哀。
    臆断、成见、有时纯粹是种族和政治偏见经常会战胜要求了解“另一面”的本能。
    1994年，美国青年迈克·费在新加坡涂鸦豪华车，被判六记鞭刑，美国媒体铺天盖地口诛笔伐，指责新加坡是野蛮国家，直至参议院通过决议，克林顿总统发表呼吁要求减刑，最后减去两鞭。而在2005年，中国公民赵燕无端遭美国移民局警察欧打，美国主流媒体大多只字不报，《纽约时报》也只发了一条路透社消息。
    普罗大众自说自话的网络媒体，一度被虚幻地看做“自由言论”的救命稻草。殊不知，单纯满足个人发表欲的“言论自由”，无法产生伟大的思想。说的人越多，理的人越少，信的人更少。在粘合公众情绪方面，网络远不如报刊和广电，而沦为金权的俘虏，它却毫无抵抗，兴高采烈地充当着新权贵的冲锋队。
    美国“忧虑未来新闻委员会”指出：
    如果忽略了具有关键价值或意义的事实，那就是不公正的；
    如果包括了大量不相关信息，从而淹没了重要事实，那就是不公正的；
    如果有意无意误导甚至欺骗读者，那就是不公正的；
    如果将偏见或情绪隐藏在像“拒绝、尽管、承认、笨重”这样的贬义词后面，那就是不公正的；
    如果使无辜的人受到伤害，那就是不公正的。……
    以此标准衡量，美国主流媒体的公正性是极为可疑的。
    在一些无足轻重的单个报道中，悲天悯人的媒体好像在站在被压迫者的一面；可是一旦涉及重大政治、经济事件，媒体始终站在那结最有势力和最富有的权力掮客一边。美国主流媒体已成为美国政府在世界范围内所犯罪行的辩护人，而没有兴趣于激发美国劳动人民的社会政治良知。
    美国宪法主要起草人詹姆斯·麦迪逊说过：“如果一个人民政府没有来自人民的信息，或者没有获得这种信息的渠道，那么它将上演一场闹剧或一出悲剧，或者兼而有之。”
    我们已经目睹一场场闹剧和悲剧无可避免地发生着。
    就在我结束这篇报告之际，2006年10月7日美联社报道：“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资深记者、获得阿尔·纽哈思新闻奖的鲍勃·希弗声称，美国从未像现在这样需要新闻自由。69岁的希弗在华盛顿采访报道了30余年，并主持CBS电视访谈节目《面向全国》。他说：‘我想不起对记者而言更具挑战性的时候了。’”
    我愿意相信，希弗吐露了许多美国新闻工作者的心声。可是，每当听到美国同行念叨言论自由时，我就不由自主地想起镌刻在林肯纪念堂门口的那句箴言：FREEDOM  IS  NOT  FREE（自由不是赠品）。
    （作者系浙江日报报业集团副总编辑、钱江晚报总编辑。此文为作者今年在美国伊利诺理工大学学习公共管理期间撰写的考察报告。）
    参考书籍：
    《欧洲传播思想史》——（中）许政林
    《世界传播与文化霸权》——（法）阿芒·马特拉
    《美国新闻史》——（美）迈克尔·埃默里  埃德温·埃默里  南希·L·罗件茨
    《美国禁发新闻》——（美）彼得·菲利普斯、禁发新闻项目组
    《大众传媒效果研究的里程碑》——（美）希伦·A·洛厄里  梅尔文·L·德弗勒
    《新闻报道与写作》——（美）梅尔文·门彻
    《美联社新闻报道手册》——（美）杰里·施瓦茨
    《国际传播》——（美）罗伯特·福特纳
    《美国报纸产业》——（美）罗伯特·G·皮卡德  杰弗里·H·布罗迪
    《纽约时报100年》——（美）弗洛伊德·诺里斯  克里斯汀·伯科尔曼
    《美国精神》——（美）H·S·康马杰
    《总统班底》——（美）卡尔·伯恩斯坦、鲍勃·伍德沃德
    《美国人和他们的新闻》——（美）伦纳德·小唐尼、罗伯特·G·凯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