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脉异化社会，根源是特权的膨胀和制度的欠缺。保证媒体的纯洁性，单靠行政手段或现有的行业法规自律，只能延缓异化趋势，治标不治本。这是因为媒体权力担当着更多的社会责任和精神使命，这也意味着媒体记者面临的人脉异化问题，根本上是一个社会问题，不可能单独来解决。这应该是一个和历史并进的工程，必须放在我国社会转型期的道德重建体系以及必要的政治体制改革中来破解和改善，甚至要将之放在更为宽阔的人类文明发展的大体系中去构建。

    我有位朋友叫郭晓阳，5年前同在一家报社共事。当时，他便着手构思一部小说，并为之搜集素材。这些素材大多是同行间或坊间关于媒体记者敲诈索贿的传闻，不排除有以讹传讹的成分。晓阳为他的大作起好了书名，叫《传媒黑帮》，很刺激的标题。他对我说，有的记者正在堕落，跑线的收了红包，甘心做起线口单位的保护伞，而调查类的记者忙着用“批评”稿敲竹杠。甚至，有人想成立这样的“三T公司”。说白了，他们就是利用手中的人脉资源拓展财路。如果客户需要媒体出面打击对手，这个公司可以负责联络同行组团采访，打着公平公正的旗号“出黑拳”、“拉偏架”。如果客户怕被曝光或者被曝光后担心追踪报道，公司可以负责“摆平”。在设想者看来，所有这些业务，完全可以明码标价参与市场竞争。
    所谓各行各业都有自己的“道儿”，这个道有正道，自然也有歪门邪道儿。遵从辩证法，正道和歪门邪道在不同的条件下是会相互转换的，这种条件无疑是道德的底线容忍度。
    “传媒”一词本身并无褒义，却容易让人想到公信、公正，想到对善者的褒扬、弱者的扶持、强者的约束、恶者的打压，是对社会的建设和改良。如果将之涂绘上一层色彩，也应该是白的。而“黑帮”一词给人的联想恰恰相反，是私利、是暴力、是破坏、是践踏。但新闻人何以要将它们“扯”到一起？

    当人脉关系成为生产力
    越来越多的调查结果证明，“仓廪实而知礼节”只是温饱底线的人脉关系定律，当物质发达到人们难以想象水平，传统的“礼节”也会被突破重新再造。早有调查显示经济发达地区居民的幸福指数并不“发达”，而法制与道德建设的滞后，使得现实生活中的人脉关系无时不在异化着社会尊严，压迫着现有道德底线。
    今年4月，《广州女大学生价值观调查红皮书》公布一个结论：有37.7％的被调查女生认为，改变人生的是人脉资源。
    人脉关系已经被市场化，成为可利用资源。而我们每个人身处其中，都有机会成为某种资源被利用。需求造就供给，反之亦然，“人脉异化”正在把人际关系的链条打造成一条利益交换的“锁链”，而非依靠感情维系。有一位在地产商圈打拼的被采访者，曾对我感慨：“科学技术其实不是第一生产力，人脉关系才是。”
    而媒体一方面痛斥着这种非正常资源对社会的异化，另一方面不可避免地被其异化，甚至推动着这种异化的加速传播。曾有网站推出“悬赏找关系”的服务项目，按质论价。也有一些报纸、杂志对外公布代客发表论文、关系稿的价目表，成为学术商品化的帮凶。
    有学者指出，这种人脉异化对社会肌体的损伤，直接导致了机会不公、制度失衡、分配不均。这种损害和权利腐败如影相随，最终导致社会群体尤其是年青一代的理想迷失和道德沦丧。

    历史人物的激励或是警告
    要分析人脉关系对媒体的异化，除了把它放在大的社会环境中，还要分析现代媒体自身的历史轨迹。
    传统媒体的现代模式形成，孕育于20世纪80年代初，是改革开放的附属精神产品竞争产物。最早的格局，以南方报业和北方《中国青年报》为代表，南方注重言论平民化的晚报风格，北方则注重深度特写的高端做派。其间经过各地区媒体的广泛吸收整合，新闻形态在西南地区依靠社会新闻形成突破，被打造出全新样板并影响开来，渐于90年代形成百花齐放的都市报风格。大多数地域性较强的报纸，在拼杀中各领风骚三五载。其间造就了一大批风云人物、名牌栏目、经典作品和一个个带有历史烙印的传媒思想。
    与此同时，电视媒体随着卫星技术的发展版图迅速扩张，商业化运作模式占领市场。而最大的技术革命，则是互联网的普及，它慢慢改变了人们的阅读收视习惯甚至整个生活，目前这种改变还在持续。
    传统媒体的这段历史在不断地发展，也在不停地阵痛。强人时代的媒体代表人物一次次突破局限，一路抛洒着推动时代进步的壮语豪言——“让无力者有力，让悲观者前行”、“总有一种力量让你泪流满面”乃至咆哮一样的“你不X他妈，他怎么会叫你爹！”…… 而同时，这些强人和其追随者的沉浮与磨难，又在不断地激励或警告着同行：媒体是权力机构，但它是权力极其边缘化，在大多时候，媒体的正义感只是在可操控边缘游弋；记者是有理想的，但个人理想极其虚妄，在大多时候，记者的正义感只能靠自身近乎偏执的坚守。

    记者证的辩证法
    发展同样使得中国媒体从来没有如同今天这样的拥挤。基本上，国内现在至少还保持着纸媒、流媒、网媒共同繁荣的假象。而中国的记者队伍也从未像今天这样庞大、多元、无序，甚至真假难辨、无法定性。
    判断真假记者的一个途径是记者证？
    因为给新闻当事人做人工呼吸而被誉为“最美女记者”的河南电视台都市频道记者曹爱文，在新闻事发当时还是一个没有正式记者证的边缘人员。好人有好报，她被迅速高调破格录用。从另一种角度来看，“最美女记者”其实是一种政治环境的需要，她“被”记者了，从而成为维系记者形象的一个符号化人物。与之相反的是中国贸易报驻站山西的记者兰成长，作为被聘任的记者部主管，因为没有正规的记者证，在因敲诈被群殴致死后，背上了假记者的恶名，其从业身份也一时成为争论的焦点。
    记者证并不能限制这支队伍的膨胀，媒体间的恶性市场竞争直接导致了记者队伍的混乱。假记者、野记者和效益低下的正规媒体记者，迫于生存压力，对人脉异化社会的适应能力更强，编织的关系网更为强韧，对潜规则的把握也更为熟练。正规军渐渐发现，自己辛辛苦苦投入的成本和产出，除了难以攀比媒体经营者的账面收入，也远远比不上边缘化新闻从业者的一次赌博，这首先形成了一个心理落差。

    记者必须思考的
    “我们可以不说真话，但我们拒绝说假话”，这应该是新闻从业者的道德底线。但不可否认，这个底线原则也会被异化为一种谋财手段，记者可以为了“不说话”或“不要让我说话”为目的，从事类似采访的工作。
    最能说明问题的是矿难报道。煤矿经营者担心整顿少报瞒报，地方政府担心惩处不惜为虎作伥，媒体在最初的两难选择中徘徊观望。老板计算了生产成本，官员计算了管理成本，记者计算了采访成本，发现结果对三方有百害而无一利，这自然就形成了相互妥协。一些地方的宣传部是清水衙门，其工作人员甚至会主动提供线索邀请记者来“曝光”，然后自己从中调和，分一杯羹。这个时候，原有的理想主义最容易被瓦解，从当记者之初的大义凛然，到“一时糊涂”被动接受，再到“不义之财取之无罪”的心理暗示寻求平衡，最终被异化为主动出击追求利益最大化。
    现实就是这么“现实”，要求新闻从业者必须无条件适应，并在这种环境下思考自身价值，权衡如何在保持社会责任、独立人格和批判精神的同时，先保护好自己的饭碗。
    总之，传统媒体因市场化在颠覆财政供给制的同时，也为自身的个性养成埋下了伏笔。随着话语权的商业化，为了谋求更好的生存，媒体开始出现集体性的方向迷失。
    随波逐流还是挺立潮头？更多的新闻人不得不考虑这个职业命题——在市场的压力下，如何恪守媒体的原始信仰和职业操守。

    多重压力下的记者生态
    民间俚语“孬警察，赖记者”。不可否认，记者的形象和地位，在公众心目中呈扭曲下滑势态。要分析这个势态，除了了解社会的和历史的原因，还要考究媒体的现实生存压力。因为媒体的生存压力，实质上也就是记者的生存压力。
    现实媒体的生存环境，明显地面临着政、商、民、媒之间的四重压力。
    政，或者叫官方。
    官方固守着不可触及的高压线，但主管部门对各新闻单位（这是个庞杂的队伍）的管理又显得粗放，无法主动渗透到各新闻单位的内部事务和细节处理，往往是被动地采用行政命令，来处理媒体已经造成的“错误”结果。正如业内所言的“经营有问题，慢慢死；导向有问题，斩立决”。
    商，这里所谓的商，是指媒体收入来源的主要供给商。
    按照传统道德法则，“受人钱财，与人消灾”是天经地义的。随着区域媒体的竞争加剧和互联网技术的普及，非主流媒体的生存空间愈发狭隘，不得不主动向商家献媚。越来越多的新闻单位规定广告部列席编前会和选题会，以期提前规避广告客户被曝光。而很多不良商家正是看中了传统媒体尚存的权威魅力和经营环境不乐观的软肋，不惜重金做一些看似新闻的软文来诱导消费者，从而更加导致了媒体公信力下降和新闻职业从业者的迷茫。
    民，自是草根百姓。
    就新闻的本性而言，其诉求是读者的信赖。如何突破舆论困局和广告投入方的权利束缚，尽最大程度地接近事件的真相，出产让消费者满意的产品，成了媒体必须思考的技巧。
    现实的新闻采编操控，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正在演变成一种“技术活儿”，更多的时候，记者要不时地揣摩不可预见的各种成本关联因素，而不是新闻事件本身——去不去采访？通过谁来采访？怎样措辞才可能不被毙稿？某个人和同事或领导有没有关系？被曝光的是不是广告客户？——诸如此类。
    综上，来自官方的监管，决定了新闻产品的整体形态；而来自商家的要求，决定了媒体的广告收入；至于民间的口碑，即读者或者说受众市场的认可，同样也是媒体生存的先决条件，毕竟发行量不是官方和商家所能决定的。政、商、民三方的博弈，决定着媒体的产品形态、广告收入和发行量（收视率、点击率）这三驾马车。三者关系错综复杂，任何一家媒体处理不当或调节不利，买方市场便会自然选择尊重自身利益的另一家新闻单位。
    于是，又引发了“媒压力”，即媒体同行间的竞争压力。
    正是在这四重压力下，媒体记者艰难抉择着自己的理想或现实归属，小心翼翼处理着各种人脉关系。

    碎片化生活带来的异化
    如果说传统媒体还面临着一种压力，那无疑是互联网和手机技术升级带来的。
    人们可以不再依靠记忆力或者饱读来提高眼界，年轻人开始适应被短信、微博、QQ、MSN包围的碎片时代的全新生活，这是传统媒体无法实现和给予的。
    网络媒体涵盖了纸媒的固化模态和流媒体的时效优势，且能通过即时互动短时间引爆舆论，有时候它甚至可以强加给受众信息。这改变了传媒对社会的传统影响秩序，传统媒体“靠新闻引导舆论”的态势，正在被网络改变为“靠舆论引导新闻”。而不少电视台和报社，早就开始借助网络媒体来造势，甚至把记者稿件的网络转载率作为评判稿件质量优劣的标准。
    但网络媒体亦并非全优势，除了技术的局限，还有权威性的欠缺。更多的时候，国内网络媒体与传统媒体依旧是互补互助的关系。
    而在副作用方面，网络时代碎片生活较“人脉异化社会”呈现出技术的特征。它一方面帮助人们适应快节奏的生活，另一方面又在加速着生活的快节奏和疲惫感。数字技术正把人类编入一个半虚拟的电子网络，并使之越来越现实，更多的人们通过和机器互动就能获得海量信息，享受到平等的话语权。但这同时更加生疏了人际关系间的真实感情成分，分散了本应专注的注意力，更多的人习惯于跳跃浏览而不是深读和思考，这种模式已经影响到年轻人群的情感构架。美国密歇根大学今年5月发布的研究成果表明，受数字新媒体技术影响，现时代的年轻人比较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年轻人，同情心指标下降了40%。
    数字技术是在拉近人脉关系，还是在疏远人脉关系？越来越多的专家学者开始探究和反思它的本质。

    破解，是一个历史工程
    “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这是一个充满了变数的变革的时代。
    人脉异化社会，根源是特权的膨胀和制度的欠缺。它始终围绕权力，滋生着贪污、受贿、渎职、寻租等等腐败。
    在社会经济活动不再以传统行政命令为驱动力，过去那种缺乏公众监督的权力，就会转化为特权资本加入对经济利益的追逐。其中的一个重要手段，就是人脉关系网的权力平台维系。而要制止这种趋势，首先要保证社会公众的监督权、知情权、参与管理权，从而推动政府行为成为透明的阳光运作模式。
    媒体作为上情与民意之间的桥梁，其监督权首先应当是公权资源。这种权力一旦和资本结合且无限制地市场化，便会自然产生使用这种权力资本来谋取自身利益媒体黑帮，使原本应为社会公众服务的权力，异化为个人或小团体掠夺公众的工具。
    保证媒体的纯洁性，单靠行政手段或现有的行业法规自律，只能延缓异化趋势，治标不治本。这是因为媒体权力担当着更多的社会责任和精神使命，这也意味着媒体记者面临的人脉异化问题，根本上是一个社会问题，不可能单独来解决。
    这应该是一个和历史并进的工程，必须放在我国社会转型期的道德重建体系以及必要的政治体制改革中来破解和改善，甚至要将之放在更为宽阔的人类文明发展的大体系中去构建。这里除了对权力社会的改造，还包括对科学和民主力量的反思，对传统文化的批判继承，以及对信仰的回归。
　　（作者：河南《东方今报》首席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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