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复旦学子，上世纪60年代远赴南粤，一不留神，为羊城的新闻事业服务了一辈子，把自己青春、热血、理想、追求，奉献给了这块土地。
    身为羊城晚报副总编的龚志瑾，在退下来之后，寻找自己的位置，蓦然回首往事，梳理人生经历，思索报业生涯，以清新真实的笔触，饱含深情的语言，随意潇洒的情致，写下了散文集《那些忧伤的快活时光》。
    这本书，让龚志瑾了却了一个心愿：偿还亲情友情的“文债”，回顾同窗之间情谊的交往，当然更少不了记者走笔的痛苦与欢乐，正如作者在本书的题记所述：“到老年还不能忘的记忆，有点像太湖底下捡起的石头，洗去尘泥，上面附着岁月所冲击洗刷的浪痕。”
    这是一本散文集子，却弥漫着新闻情结。对散文的评论，是文学评论家的事；作为同行和学友，我只能说说他新闻作品的一点见解。其实，早在上世纪90年代初，龚志瑾就已出版了新闻作品代表作《历史的倩影》，但在这本散文集中，还是选择了一批与散文写作风格相近的新闻作品，收录在“回望历史脚印”这一辑里。
    他说：“毕竟是搞新闻出身”，几十年来日日与之相伴、每时每刻都殚精竭虑的新闻“灵魂”，早已浸透在一生的血液中，无论如何是挥之不去的。
    这一辑的文字虽然接近散文文体，但都是新闻事件的实录。作为改革前沿的珠三角的新闻工作者，龚志瑾为改革开放的鼓与呼，倾注了极大的精力，显示其敏锐的思想力度和真挚的开放情感。一篇篇作品，虽仅一二千字的，却包含着背后的许多故事。
    《划过夜空的彗星——袁庚和他提出的信任投票》一文，是1984年广东媒体此类新闻的第一篇，在全国也是领先的。他曾经当过羊城晚报的深圳驻地记者，即便回到广州的报社编辑部后，还不断关注深圳的发展。听到蛇口朋友电话对他说：“工业区的领导班子明天要进行信任投票，袁庚要讲话”，他立即赶去。1983年胡耀邦视察深圳时，袁庚就向总书记汇报过“信任投票”的想法，当场得到了赞扬：“好，很好嘛！”于是，袁庚1984年准备“冒险”：每半年对工业区领导班子进行一次信任投票，得不到半数票的要辞职。因为，袁庚深感干部总是怕上级而不怕下级，不怕群众，上司不喜欢当不成官，而下级和群众却撤不了他的职，他立志要改革这种“官不畏民而畏官”的陋习。袁庚常说：“我们要在两平方公里多一点的‘山崖海角’作一个试验，哪怕试坏了，对于960万平方公里（的中国）也是九牛一毛，无碍大局。”他当时所说的“冒险”并非故作惊人之语，不要说改革开放的初期，就在改革开放30年后的今天，有多少地方能做到领导班子“信任投票”呢？
    龚志瑾全程报道了这次“信任投票”，作为一个特区发展的见证人而自豪。但是，历来不成文的规矩是：实际做是一回事，见诸报端又是一回事。报道好了，是分内之事；报道错了，吃不了让你兜着走。如此说来，志瑾的报道，又何尝不是一次“冒险”呢？
    报纸媒体支持改革开放的这种“冒险”，龚志瑾决非就此一遭。1987年，著名策划人、资深新闻人王志纲，写了一篇报道蛇口的长篇通讯《放眼向阳看世界——蛇口启示录》，原来北京某大报要隆重推出，并配评论，但在临发前被莫名其妙地抽掉了。当时身为羊城晚报经济部主任的龚志瑾与作为新华社记者的王志纲，是同在改革前沿采访的好友，得悉这一情况后，立即在羊城晚报率先发表，并配以“编者按”，称赞这篇报道意义高远，振聋发聩。报道发出后，袁庚约王志纲交谈，说这篇报道，是多少年来报道蛇口的真正令人满意的一篇报道。
    作为一个传媒人，这种“冒险”，如果没有支持改革开放的勇气，抛开患得患失个人小利的人能做到的吗？年龄稍长的新闻同行，对此中利弊得失，都会“心有灵犀”，毋庸赘言。然而，对志瑾而言，他领会了“改革开放思想要解放一点，胆子要大一点，步子要快一点”的真髓，并不把它看成是一句套话，在现实的传媒岗位上身体力行，就很不容易了。
    《不放下手中的笔》的一文，可谓是作者的“自白”。他说：“作为一个记者，他的笔是永远也不应放下的。”接着又戏言：“生就是‘爬格子’的坯子，即使当了新闻官，每年也要动手写一批新闻作品。”的确，志瑾从来没有放下手中的笔，他写过《广州：面对挑战》《广州：坐不住了》《广州：再造新优势》等一系列“观察与思考”；率先报道了全国第一个摘下“人民公社”牌子的四川广汉县改革；韶山送“凡是”、迎“老包”出现的新面貌；筹建大亚湾核电站系列；深圳、珠海特区建立10周年的专稿；还写过《晚报经济报道探索》的论文等等。当然，除了这些“主旋律”外，志瑾也写了不少相对轻松的篇章，如《寻觅徽商遗风》《徽骆驼赞》《品味苏州食文化》等。志瑾走笔南粤山山水水，足迹遍布神州大地，真是走到哪里，写到那里。
    至今还有人撰文回忆他在大亚湾核电站采访的日子。国务院批准建设大亚湾核电站后，他就和报社同人奔赴电站的选址大鹏湾麻岭角，在一片荒芜人烟的海滩上，采访相关领导和专家，写出了《广东核电序幕即将拉开》、《我们加速核电发展》等一系列报道。该文作者感叹：“从那个荒芜的海滩到展示中国核电发展辉煌成就的重要基地，羊城晚报从来没有停止过对其关注的目光。”志瑾则回音说：“真是一路看着它成长起来，我们羊城晚报跟了它一路而来。”
    由此种种，我调侃他是一个“写出来的副总编”。他是从第一线当记者开始新闻生涯的，即使担当了领导职务，也以普通一兵自居，因此能写出许多有分量的作品。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他还要从习惯的“吴侬软语”去学会陌生拗口的粤语，克服语言障碍要有多大的毅力！也许，时代发展了，看重写作的观念已经悖时了，但我还是认为，一个报业的领导人，除了创造事业的辉煌，培养人才脱颖而出，还应该有留世的新闻名篇。当然，写作是一种使命，是一种责任，但我以为更多的是一种爱好。唯有这种爱好，才会发挥出它的能量。众所公认的宋代大文豪苏轼，写了那么多诗词散文，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他对写作的爱好。苏轼说：“某生平无快意事，惟作文章，意之所到，则笔力曲折无不尽意，自谓世间乐事，无逾此者。”
    这个“世间乐事”，想必在新闻媒体驰骋了几十年的同行，会有同感吧！
    志瑾在书中一篇文章中说，他从小有两个梦，其中一个是“文学梦”。他分配到羊城晚报时，就想当一名“文学编辑”，从记者过渡当作家。但事不遂愿，却被分配当了经济记者，而且干了一辈子。几十年从事经济报道，他无怨无悔，欢乐与痛苦相伴，经过多年的磨练与钻研，终于在这个领域，成为一个行家里手，不仅写出了一批有影响、有分量的新闻，还策划了许多重点报道。1989年任羊城晚报副总编，1992年被评为高级记者，1993年获得国务院特殊津贴。可以说，“新闻梦”还是比较圆满，“文学梦”却顾不上了，或者说丢失了。
    得也，失也？其实，文学作为一种爱好，是可以补偿的；作为一个“梦”，在一年要出1000多部长篇小说的今天，这个“梦”不“圆”也罢；而作为脚踏实地的新闻生涯，虽有欢乐与痛苦，艰难跋涉，夜以继日，那是看得见、摸得着的，一辈子所花出心血，在南粤的新闻史上是抹杀不了的，必定会留下一个“历史的倩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