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作为国粹的书法艺术得到了全方位、高层面的迅速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长足进步。1、1982年，中国书法协会成立，紧接着省、市、县(区)各级书协相继建立，形成了自上而下的广泛的书法艺术“网络”，这是主流。全国各地民间书画社团如雨后春笋地问世，也发挥了一定的推动作用；2、《中国书法》、《书法研究》、《书法》等具有权威性的专业刊物应运而生，时下各地名目繁多的书法或与之相关的报刊杂志不计其数：3、高等教育的书法专业与博士点(还有博士后)、硕士点等，逐步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书法教育体系；4、各级展览与业余培训更是深入人心，推波助澜。
    与此同时，市场经济与商品流通。书法作品与其他艺术品一样已稳步走入市场，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红火场面。金钱的诱惑，有了财力以后社会地位的改变，必然重塑世人的价值观。于是书法创作在潜移默化、不知不觉中出现三个“误区”。颇值得我们思考与剖析。
    一
    书法创作是书法艺术本体的最重要部分。它彰显了书法家的学养、审美品味与风格取向。人所共知，书法是国粹，是西方人眼中“东方三大瑰宝”之一。古往今来，任何一个历史时期书法创作的水平应当如实准确地反映出这个时代的文化容量与艺术造诣。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更赋予崭新的精神内涵；也就是传统文化理念与西方文化的碰撞、摩擦、磨合的新格局、新走向、新成果。当代人既看到了我们所取得的成绩，也应当意识到在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与症结所在：
    1、书体单一：从各个级别的展览会、个人或群体书法作品集、专业性刊物发表的作品(其中相当数量的作品已被视为经典、被看成是当代书法创作的高峰)均以草、行书为主。本文之所以不按习惯提法排列篆、隶、楷、行、草，而是将草书放在前面，是因为草书是当代书法创作的重点，是主攻方向。细心观察愈是地位高、名气大、成就宣赫的书家以及全国各地(在当地具有举足轻重、号召力的书家，如书协主席、副主席、常务理事若干名、专家教授等名人)绝大多数以草书著称于世，雄踞一方。这在书法底蕴深厚的江苏、浙江、上海、湖北、陕西、安徽等地尤为突出。
    前年一个历史上草书并不发达的省份、以纪念历史上一位书法家为名，举行××杯全国书法大奖赛。设特等奖、一、二、三等奖各若干名，后计收到作品近—万三千件。由书法界名家担任评委，共评出入展作品460件，获奖作品36件。于去年秋结集经正式出版社印行面世。特邀作品，系名家与相关领导，草行书28件，篆书2件，隶书3件；特等奖1件是行草书；一等奖两名，一为草书、一为篆书，余下从略，本文也不予细加统计。我不能说这是权威认证，可视为当代书法创作将“草书”放在首位的一个验证。类似实例很多，不胜枚举。
    北京、天津等地确有几位隶书、篆书、北魏体(不论从《张猛龙》、《张黑女》、《郑文公碑》入手，或有个人面目者)有较好水平外，也与擅长草书的名家有一共性：即从未书写其他书体(或许本人孤陋寡闻未见者)。因为我挚爱书法，省衣节食订阅了很多专业报刊。甚之，能剪的名家名作都剪下粘在一个专用的本子上，注明某年某月某日，源于哪份刊物。还有各种书法有关的专著、作品集请各名家题端，均成为本人珍藏内容。至于去外地出差、开会、旅游，在名山大川、禅寺古刹、经舍道院以及风景名胜，见有名家墨迹即拍照作为资料保存。上述各种渠道，强化了一个观点：名家手笔仍以草、行书为主。从历史渊源上追溯，民国书法创作的状况，离我们这个时代最近。更富历史意义的是传承关系尤为凸出，也最具参考系数。首先值得一提的是吴昌硕，他以诗书画印“四绝”在国内外享有很高声誉。由于久居沪上，是公认的近代“海派”大师。他笔下的篆、石鼓文、隶、楷、行、草各具风彩，戛戛独造。值得回味的是：此老虽面面俱到，但也有重点突出的表现，如人们尽知的石鼓文。首先破字之方正改为颀长。接近小篆又不是小篆。结体变为左低右高，以俯仰揖让，上下贯气，笔力遒劲，气势开张，似圆而寓方折。章法上能做到纵有行、横无列。虽是参差不齐，粗看细看都妥贴自然，说明他在谋篇上狠动了脑筋。他写行草以篆、隶笔法投入，将左低右高的取势移植于此，自上而下，沸沸扬扬。大开大合，一注到底。
    康有为在政治上是个有争议的人物，可他的书法创作路子也很宽。他的“殿试轴”最能彰显其楷书功底，四平八稳，醇正端严。他的北碑作品面目也不尽相同。有的主于《石门铭》，也有参照《经石峪》，又有的《云峰山石刻》或《六十人造像》为基调。如1921年所写“开张天岸马、奇逸人中龙”，后刊于日本《书道全集》（二十四）；1923年手书“听泉”二字。刊于日本《明清书道图说》；还有其晚年所书《赠春霆仁兄八言联》连上下款计二十八字，后藏天津博物馆。有的沉著凝重、法度井然；有的纵横开张、光彩照人；更多见的是大刀长戟与笔法的恣肆。这自然与其尊碑思想是分不开的，他力图一反阁帖的秀媚流丽，出现“矫枉过正”在所难免。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藏有康氏楹联“天青竹石侍峭倩，室白鱼鸟从相羊”，此联有其自题云：“自宋以后千年皆帖学，至近百年始讲北碑，然张廉卿(按：指张裕钊)集北碑之大成，邓完白写南碑汉隶而无帖，包慎伯全南贴而无碑”。千年以来，未有集北碑南帖之成者。况兼汉分、秦篆、周箍而陶治之哉。鄙人不敏，谬欲兼之。“这段自白倒是概括地阐述了此老的书法审美观，颇值得当代诸位名家思考、参考。笔者系晚生小子，所见浅薄，未能看到康南海的篆隶精品。但他的书法弟子徐悲鸿、萧娴皆精于隶书、篆书。这个侧面能反映出老人家的书法教育思想绝不会囿于—个书体。为民族造就了众多名家。”
    与上述二老先后成名的李瑞清、曾熙、郑孝胥、于右任等名家，虽各自以某一书体张扬本人的艺术个性，后人能见到的传世作品，无不兼写其他书体且极见功力。至于这些老辈的弟子、再传弟子，如赵古泥、、陈衡恪、胡小石、张大千等人，无不是以某一书体为突破口而兼写其他书体。笔者以为若一味地强调“书体单一”，这不仅显得当代一些名家创作思想与创作技法单一，从长远利益来权衡，它会波及到书法教育思想体系。自古以来“上行下效”，甚之，“如法炮制”的历史实例还少吗?观察细心时，接踵而至发现第二个问题；
    2、面目固定：与大多数书法爱好者一样，极其敬重崇拜有成就的书法家。拜读名人作品一边与艺友比画、一面还想找出个人在创作上与前辈的差距，也确实从中得到众多启迪与教益。然而，近几年我发现愈是名家，成就愈大、地位愈高(作品价码亦水涨船高，这也是顺理成章的事)。他们的作品，面目固定。说固定是否有些苛求。事实上，某公十年前八年前之挥毫，与今日之泼墨，小心欣赏变化很细微，有的几乎除落款年月不同外，没有变化。就算是相对固定。去年我曾求教几位对书法史、书法理论有些研究的老者，他们也有同感。甚至有位长者举例说这相当于市场上的一些商品，一旦注册商标，再经过各种传媒大做广告，时间一长，经过大多数消费者的认可。这是××牌，那是××牌，最后认牌认货。言简意赅，是有些哲理。而我们认为，这不符合“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先进文化的要求。况且它出现的负面影响，也不可低估。
    在以上两点，创作氛围笼罩、熏陶之下，去认知与评估第三点，更为贴近。
    3、临仿与创作混同：搞书法的人都明白“临仿”是书家的基本功。东晋王羲之、王献之父子成名后，历代学生者几乎都临过。到了唐代始有“初唐四大家”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薛稷。唐代楷书初见规模，除前面四家外，后人按个人性情志趣临李北海的有，临颜真卿、柳公权则更多。尤其是颜的《多宝塔碑》临的人最多。明盛时泰《苍润轩碑跋》：“鲁公书《多宝塔碑》最窘束而世人最喜”。清孙承泽《庚子消夏记》：“字法差小平易，《多宝》近人故学，书家无不收置一本”。虽说《多宝》不是鲁公的成名成熟佳作，由于入手临仿容易，于是约定俗成的成了民间唐楷最常用的帖本。就是王羲之的《兰亭序》原迹传为唐太宗李世民死后当成殉葬品了。后人看到了这“天下第一行书”是唐冯承素双钩廓填本，因卷上有唐中宗神龙年号小印，故称“神龙本”：另一本是欧阳询据王氏真迹摹上石(或称钩勒)。因北宋庆历年间发现于定武(河北正定县)，遂称“定武本”。且不论冯、欧两家的本子各有特色，其本质仍然是临仿本。这个界定是明白无误的。
    文章写到这里，笔者想起了一位古人，即明代的丰坊，生率年不详。初名坊，字存礼、后更名道生，字人翁、人叔。浙江鄞人。嘉靖二年进士。《明史》卷百九十一有其传。家有“万卷楼”，蓄书甚富，博学工文，尤善书法。可是平生好作伪书，为世所诟。笔者在宁波范氏天一阁的展厅里，见到丰坊书作，实在是“学谁像谁”、“以假乱真”让人到了难辨真假的地步。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复制”古代名公大老、当代书坛名家的作品。这里且不去讨论丰坊是为了仕途，还是为了生计，为世所诟，已载入史册。问题的严重性无须再作什么文字说明了。这难道不值得我们冷静下来思考吗?时代不同了，文化背景也截然不同。可是功利主义思想在商品大潮冲击下，也会以各种畸形心态表现出来。
    我们的问题是：出于众多主、客观原因，相当一部分作者(青年人为多)并不在传统上下功夫，专心一意临仿历代法帖或碑本，而是一味临仿当代有成就的书家。如行书临仿启功老先生，隶书临摹刘炳森先生。至于各个省、市、县，当地谁出名、谁写的招牌多，他就临写。若个人气质、品味接近名家，这本身也是无可厚非的。关键是照抄不误。连名家原作的诗词歌赋，如法炮制，也照样堂而皇之“入展”，甚至发表于刊物。也有小聪明者稍为改动些，以掩人耳目，并称“这是我创作的，请批评指正。”究其发生原因，与以上两点不无关系。
    自古以来，“创作”的理念是很清晰的。“但书法创作涵盖的面就比较窄，不是说会写几笔字，就算是会创作了。创作的界限比较清楚……书法呢，临帖就不能算创作。当然，有的临帖也算再创作，如沙孟海先生临过孙过庭的《书谱》，只写《书谱》的内容，书法技法却是自己的，那也算创作。”最近我还读到马士达《小议童迅篆刻》：“严格意义上的艺术创作，‘创’指创新，意味着独造精神，‘作’即作为，标志着格调水准。”而要达此目的，扩大范围，广收博取，兼收并蓄。遗憾的是少数青年朋友，沉湎于“依葫芦画瓢”，不下苦功，不动脑筋，这哪里算是创作?!必有急功近利的因素在内。
    二
    从历代论著查阅：东汉崔瑗(77—142，涿郡安平人)的《草书势》，是迄今为止所能读到的最早从审美角度来讨论草书的论文。说明我们祖先早在一千九百多年前对草书就有兴趣并着手研究。后来历朝历代人才辈出，草书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不过，历史上擅草书又兼篆隶北魏的大家很多。太久远的不说，“西泠印社”四大发起人之一王福庵“举凡甲骨、金文、猎碣、玉箸、秦权、诏版、汉碑额诸体无所不能”。久居沪上为近、现代书坛公认的书法大家沈尹默，“书法掺合欧阳询、赵孟頫，中年又拓展北碑……重视艺术市场，有商品意识”的代表人物。稍后的林散之、高二适、萧娴(女)等老辈书家，林的草书飘逸，书中有画，画中有书；高的章草开合自如、跌宕洒脱，其意境俗人望其项背而已：但林、高二老亦擅隶书。萧老更是篆、隶、北魏，体象卓然，笔颖老辣。除高老于上世纪七十年代病故，林、萧二老的作品也进入了市场，价码也不菲。
    不可否认草书作为法书创作的一种表述方式，最能体现艺术家的个性解放、直抒性情，只要结字，章法合理，铺纸执笔，信手拈来，不论是诗词还是节录名言，在创作过程中作者有不尽遐思与美妙的惬意感。尤其在东、西方文化不断交流的今天，最能为书家所喜爱，这也是可以理解的。至于“面目固定”，我深思日久也与很多艺友讨论，臆断为“打造品牌”形象。目前花个几千元到万元买件名家书法作品的人不少，但真正懂得是否精品，它好在哪里?不足在哪里?未必能答上来。很多买家本人不是鉴赏家、收藏家，他买后是为了开展业务、改善人际关系，是送别人的(也有送给各级领导者)。熟悉著名书法家的名讳也就可以了。这可是市场经济、商品流通，造成心态浮躁功利第一，过分看重经济效益等因素形成的略带畸形的“文化现象”。如此下去，写篆、写隶、写北魏书的人岂不愈来愈少。而擅草书者也易固步自封(擅隶、北魏者也一样)。是的，不少艺友也议论过写大篆、小篆、偏旁部首，又不能随心所欲的“假借”。许慎《说文解字》早就明确“六法”。这比草、行书要麻烦多了。也不可参加笔会时，背上一大捆文字学方面的书。平日为何不下点苦功呢?!
    “临仿与创作混同”是近二十多年来屡见不鲜的现象。商品大潮的冲击，金钱的魅力，怎变化出个人面目来呢?诚然，仅仅是为了入展，或花个万儿八千的出个作品集(翻阅之，不是芸芸众生，就是似曾相识)也还不是太险、太离谱。上文提到明代丰坊(道生)之滥制赝品已为人所不齿。这个历史的反面教材还不让后人怵目惊心吗?!时下有些人连健在的书家，他也敢造假。中国书协领导同志已经看到了这点。“前些时候，看到某报上，登了伪造我的一幅字。伪造者不懂得，陆游的‘游’不能用‘遊’，是错字，‘拜’字也错了。造假已经很不道德了，里面还有错字，这是‘嫁祸于人’，这样的人不能希望他做好学问，写好字”。
    当然，书法艺术绝不会因有上述的“误区”而式微。但是要看到它的消极影响，要看到这些现象的实质。防微杜渐，防患于未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