熟悉傅山是从临摹其行草帖《丹枫阁记》开始的。一读他的书法，我就被弥散在字里行间的灵动飘忽之气所吸引，线条刚健有力，又连绵不绝，从开头的略带矜持，渐渐的放开，自然的书写，最后集聚雄浑夺人的气势，真可谓一气呵成。在临写《丹枫阁记》的同时，我也渐渐了解了傅山的生活和为人。
    傅山（1607-1684），字青主，是明末清初著名的书画家，又以医术闻名。入清后，傅山结束了“贵公子”的生活，做起了“真遗老”。但他的生活从来就没有平静过，先是“朱衣道人案”，傅山被指控谋反，锒铛入狱，生命危在旦夕，幸有魏一鳌等朋友尽力营救才得以释放；后傅山又被征参加清政府博学鸿词特科考试，心里不愿，称病拒绝参加，被县令用牛车拉到京城，以死拒不入城，最后清政府既给他台阶，又想给自己留足面子，没有问罪，显示其宽宏的肚量，还免试特授中书舍人。往前跨一步就是荣华富贵，但傅山还是要告老还乡，“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宁愿去过艰苦的生活。
    遗老的生活并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清闲安逸，他已经失去了许多以往的政治经济特权，时常得为了生计奔忙焦虑。他不得不行医卖字，在太原开了一家药店，但经营并不景气，贫困一直伴随着他。从傅山给好友戴廷栻的书信，我们可以了解到他当时的状况，生活时常没有保障，屡屡托戴买米、买麦子、买布、买香油，有时是因为口袋里摸不出现钱，有时是为了节省一点钱，戴所在的祁县的物价比省城便宜；傅山的许多书画作品也是由戴廷栻经营出手的。为了报答戴廷栻，傅山就为他作书画、刻印章，为他和他的家人看病。他与魏一鳌之间的交往也是如此。
    名声大了，求书画的多了，应酬多了，就要为源源不尽的人情忙碌，可以说，他的大部分书法作品都是应酬之作。傅山对好友相托，都是郑重其事，有时连装裱也要过问。《丹枫阁记》就是写得很细致到位的一件作品。但面对还不尽的人情债，他也会流露无奈的感慨。为了减少应酬，傅山时常向朋友诉苦：“老人听着写字，生头痛矣。勉强写后，两眼角如火烧，少选胶膏糊之，径不能开一缝，其苦如此，非诳言也。”年纪大了，身体又不好，确实是很好的托词。傅山有时还采用拖的办法，不拒绝，但身体状况不好，以后再写，有时甚至以“焚砚”作借口，事后他还是破例带病动笔。
    傅山对自己的大多数应酬作品用“无一可观”四个字来概括，但他毕竟深谙书法三昧，创作了许多足以传世的佳作。他生活在明清易代的时候，也生活在中国书法风格的转折时期，也就是从优雅的“帖学”转向寻求奇异的“碑学”。傅山写异体字，又写杂书册。所谓“杂书册”就是把不同的字体，不同的内容，即兴写在一个卷册上。他还有意识地倡导书法的“金石风”，访求古代的碑刻，以金石证史，以抒亡国之痛，以艺术的形式对抗清朝的统治。他给自己定的艺术标准是“宁拙毋巧，宁丑毋媚，宁支离毋轻滑，宁直率毋安排”。可以说，傅山一生书风的变化，再现了十七世纪中国书法的演变。傅山在书法史上独特的地位，加上又是山西明朝遗民的领袖，其人格力量无疑增加了他的文化象征意义，也增添了其书法的魅力。
    傅山的独子傅眉是他的书法艺术的传承者，也是晚年生活的依靠。可是，在傅山七十八岁那一年（1684年），与之相依为命五十多年的儿子先他去世，白头送青丝，傅山情不能堪，作《哭子诗》十四首，并择其中的九首书于手卷上。这是傅山最辉煌的草书之一。从笔墨的枯与涨，用笔的轻与重，我们看到了一个老年丧子者的悲情无限，看到了他在书写这手卷时的如疯如痴。
    儿子的去世，使傅山身心俱创，他似乎感到自己在世的时间不长了，着手安排身后事，写信给曾任清户部尚书的老友魏象枢，把两个年幼的孙子托付与他，并赠珍藏了三十多年自己手书的书法作品《曾子问》一卷。几个月后，傅山在忧伤和悲愤中辞世。
    从傅山漂泊而清贫的生活，我们看到了他精神世界的风景中那奇崛壮阔的山川，看到了一代艺术家的凛凛风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