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许受舜帝“询于四岳，辟四门，明四目，达四聪”之说影响，古人对“四”似乎情有独钟，——四大天王、四大美女、四库全书、四大徽班等等；今人也有四大家族、四大名旦、四大石窟、四大佛教名山的称谓。美术史上更有南宋四大家、元四家、四王、四僧之属。由于名额所限，所以入“四”者的品味、格调都不会低，这样的选择耐住了时间的考验。
    元画在宋画的基础上，更显高致，更具文采，而其开创性、引领式的人物当数赵孟頫。为溃围南宋山水画的模式，赵掀动了一场“师古”运动，建立起了新的圭臬与准绳，促进了文人画的发展，同时他还倡导将书法用笔施之于画作。一个以文人画及文人画家为主角的时代，就此拉开帷幕。无疑，赵孟頫是元代书画界的盟主与魁首。元季便有“四大家”之称，赵孟頫、高克恭、黄公望、王蒙。明中叶所说的元四家，为赵、黄、王、吴，吴为吴镇。但至万历朝，董其昌在其《画旨》一文中推出了新的元四大家之说，将首席赵孟頫剔除，嵌入了晚生倪云林。之后的元四家之谓，皆顺循了董氏的划分原则。
    董其昌之所以如此排定，是因其憎恶子昂人品，画为人重的结果。赵以宋宗室而事元，官至翰林学士承旨、荣禄大夫，死后追封魏国公，光宠五朝，名荡四海，而他的官运是靠着权臣贾似道的提拔一路攀升的。人品决定画品的旨意，只有在文人画的时代才可能出现，文人画之所以称作文人画，是因其以笔墨为依托，将文人士大夫自身的伦理常纲、人格操守、审美趣味隐逸间接地表现了出来，梅兰菊竹、岁寒三友、山水树石、渔樵野叟已然成为一种现实具象的暖昧符号，一种语焉不详的含混写照，但它却是完善人格的昭然手法、吐露心志的斐然旗帜，而笔墨势态、绘画技巧已简单成了一种形式，成为次要。此般情景下，便架构起了人品与画品相统一的社会价值取向。
    若要两相统一，实属不易。文人画的开山鼻祖王维，在安史之乱时变节辱身，不忠不孝，肃宗光复后，其受到惩处。李公麟在知己苏东坡遭贬后，遇苏氏子弟于途，以扇障面，避之不及。即便元四家中的黄公望，也曾在贪官张闾手下为虎作伥，不仁不义，是搜刮民脂榨取民膏的黠吏。王蒙则先投张士诚，再投胡惟庸，后因胡案牵连，横毙大狱。就是对赵孟頫不以为然的董其昌，也是劣迹斑斑、秽闻烘烘，其本人纵欲无度，且放任家人蛮行乡里。
    赵孟頫的内心似乎也充满着矛盾和牴牾，为此他曾发出了“在山为远志，出山为小草”的慨叹。苦闷烦乱、无奈愧怍使赵孟頫将人性的一面全部寄托于书画，在山水中得乐、于笔墨间悦情成了他的全部兴趣。人品与画品之不符，正说明了社会性与人性间的龃龉与乖忤。作为观赏者，当你知晓画家的身世后，你对一件直观的作品会附加一份崇敬景仰、倾慕向往的印象，也可能顿生一种厌恶腻烦、掩鼻作呕的感觉。以褒贬誉毁、是非臧否的人性化尺码丈量精粗奇凡的腰板和美丑真假的体格，其早已逾越了技术性物理性的鸿沟，对耶？错耶？智耶？迂耶？周全乎？片面乎？合理乎？勉强乎？
    以这样的衡量尺度，后人对赵孟頫的书法也多置微词，朱衣道人傅山说赵体之字巧媚、轻滑、安排，“予极不喜欢赵子昂，薄其人，遂恶其之”，“心术坏而手随之也”。书法宋四家中，将蔡襄替代蔡京，也是基于这一规准的。徽宗时，蔡京官拜尚左丞右仆射，又拜太师，封鲁国公，名噪一时，举世瞩目，但其为人险恶，居心叵测，为排除异己，屡兴冤狱，被讥为“六贼”之首。而他的书法造诣却深湛高超有加，出类拔萃无右，字势雄健，运笔沉着，为绍圣年间法书天下第一。
    其实，私下里董其昌对赵孟頫的艺术成就是十分赞佩、格外企慕的，称之为“元人冠冕”，黄倪诸人不过是子昂先生“提醒品格”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