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林丹发自:瑞安 2004-1-28 年三十下午,到家的第一时间,我循记忆敲开了周老师家的门,她竟然一眼就认出了我。周老师,已是个退休8年的老人,生活的中心基本上都围着小外孙女转,但提起当年教过的几批学生,她仍然津津乐道。 1990年春节,我至今都还记得,那年春节,有一个人在她家的日历本上,留下了一个专属于我的标记,她说:“我们来记住这个日子,今天,我相信,你,会考上政法大学,成为一名优秀的律师。”这个人是我的小学老师,周筱玉。 虽然周老师的预言没能成真,但她的话却影响了我一生,她让我相信,不管怎样,我能行!因为她的话,我在中考失利之后,还能以全市最高分进入浙江大学。 周老师是我的语文老师,也是我的班主任。她开始教我时,我已是小学三年级的学生,她家离我家很近,基本上每个星期,我都有3个晚上会跑到周老师家做作业。 小学时,我特别喜欢语文,但不喜欢写日记。周老师建议我买漂亮的本子做日记本,每天写作业时,把日记放在心情最好的时候去写;她从来不吝啬赞扬,不管是对我,还是对其他的孩子;她会在我的日记上画上一个个大大的五角星;会在漂亮的成语下面,画上美丽的波浪;她还经常鼓励我把画上大大的五角星的日记大声地念给其他同学听。这些日记本,我都珍藏着,后来成了我表弟表妹的“范文”。 记忆中的小学,是幸福的,可以比一般的孩子读到更多的课外书,可以有更多练笔的机会,还有非常漂亮的板书可以记。周老师却告诉我,其实,我们那时候的学习量一点也不少。周老师认真地算了起来:“你们那时候,每个学期要比其他孩子多读15篇课外读物,5年下来,就是150篇;此外,你们每天还要写一篇日记。”也许是因为不少日记、作文都是结合课文的学习重点布置的,加上她自创了一套板书的书写方式,把所有重点内容都简练地概括了出来,所以我们没感到课业压力太重。 有件事,直到与周老师告别,我都没有告诉她,在我的志愿书草稿上,华东政法学院顽固地占据着重点批第一志愿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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