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世纪，一些欧洲贵族纨绔子弟在维也纳音乐会上听海顿的交响乐时，常常情不自禁地睡着。海顿火了，于是他故意在自己的作品中加了几个惊雷般突然炸响的音符。当那些贵族们在美梦中被惊醒时，连大气都不敢出。
    两百多年后，小泽征尔在上海大剧院，也释放了一次惊雷。不过那是施特劳斯家族享誉世界的《雷电》波尔卡，极具旋转动感的四三拍模拟出大自然的电闪雷鸣。这个通俗的曲目显然被广泛接受了，赢得台下最为热烈的掌声，并且这掌声的延续让盛情难却的小泽又加演了两首波尔卡。
    海顿的雷声唤醒了附庸风雅的贵族，小泽的雷声也同样唤醒了台下的很多人。在此之前他们看上去是醒着，实际上在沉睡，或者说是在梦游。这一点，从他们屡次三番不合时宜的掌声中就可见一斑：他们并不知道他们在听些什么，布鲁克纳的交响曲或埃乃斯库的狂想曲对他们而言难以理解，那些音符只是没有意义的符号。当然，在我们这个礼仪之邦的惯常思维模式下，出于礼貌，就算听不懂，无论如何都要有所表示。不巧的是，这种好心在老外眼里居然成了“不守规矩”，实在冤枉啊。
    如果仔细追溯那些尴尬的掌声，结果会令人越发尴尬——多数来自3000元或者2500元票价的座位。这让记者不禁忆起一位发烧友朋友几天前谈及这场音乐会，流露出无限向往却无可奈何的表情：“那可是维也纳爱乐，可是小泽啊！不过那票价，实在太离谱了……”3000元，我们中间很多人一个月就挣那么多。能够捏着3000元的票子入场，是身份和地位的象征。但或许，这场音乐会对场内很多人的意义仅此而已。除了某种社会心理上的满足以外，他们没有得到别的什么。因为他们，这高档音乐会有了本末倒置的尴尬，他们只需要音乐会的外延，却舍弃了音乐会的内涵。这不能不让人想起当年的“三高”演唱会，前排的天价座位上，坐满了各类机关单位、公司企业的公关对象，那些天价票基本都是赠票。这场音乐会有多少赠票当然难以统计，但是前排衣着随便的观众有些扎眼，特别是那个穿着黄色套衫、蓝色运动裤的初中生，而且还坐在第一排。那似乎不是掏出3000元消费两个小时的状态。
    当音乐爱好者们在剧场外“心有戚戚焉”地徘徊时，剧场里最好的座位上却坐着乐盲。且慢，别急着使用“荒谬”之类的字眼，我们的剧院里还响着小泽的雷声，不过那与海顿的雷声不同，后者是大棒，而前者是胡萝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