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封来信说起
    
    1995年，刚办《咬文嚼字》不久，我们收到一位著名作家的来信。他建议在刊物上改变一个词的用法——“烟花”。他说，“烟花”历来只有两个意思，一个是和春天有关，一个是和色情业有关，现在我们却把“烟花”等同于焰火。“烟花爆竹”这个说法，翻开报纸，每天都能看到。
    我翻遍了手头所有的工具书，“烟花”这个词确实只有两个意思，一个是“阳春美景”，李白有“烟花三月下扬州”的名句；一个是从事色情业的女子，谈到妓院，总会用到烟花。可在实际生活中，烟花已经等同于焰火，并且“烟花”使用的频率远远超过了焰火，连我们政府的文件中也使用“烟花”，当时正好有个文件便叫《禁止在城市中燃放烟花爆竹的通知》。
    这说明语言是在变异。“烟花”原来只有两个意思，现在“烟花”已经有了第三个义项。
    
　　语言是怎么变异的
    
    有语言就会有变异，变异是绝对的，稳定是相对的。语言变异大致上有形式、内容、规则三种形态。
    “杀”字有25种写法
    唐朝诗人贺知章写过《回乡偶书》，总共两首，其中一首的开头两句———“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未改鬓毛衰。”毛泽东曾经考证过贺知章的生平，说他于天宝三载即公元774年回老家，这时已经86岁了，离开家乡50多年。一个人离开家乡50多年，在京城做官，怎么可能乡音未改呢？仔细体会一下，可发现诗人是想用乡音未改（小改）来突出鬓毛衰（大改），这是一种语言的表达手段。
    语言学家陈原在香港作演讲，用的是广东话。他一开始就声明他说的是50年前的广东话，是广东话的语言化石，在座的各位可能听不懂。作为一个语言学家，他对语言的变化是有着清醒的认识的。其实这种变化，有时不仅仅是乡音的变化，而纯粹是文字读音的改变。比如我们说，印第安民族是美洲的土著居民，现在我们说“土著”读“tuzhu”，但是，你要是翻翻50年前的工具书，它读“tuzhuo”！土著（tuzhuo）就是当地居民和生活的土地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着”是粘着的意思。可现在我们还有谁说“tuzhuo”呢？可见他的语音已经开始变化了。
    除了读音的变化外还有字形的变化。汉字是记录汉语的一种符号，是语言的视觉形式。汉字是由“点、横、撇、捺……”组成的，这样的结构具有相当的稳定性，但是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汉字中的很多异体字，就是汉字字形变化留下的痕迹。孔乙己说“回”字有4种写法，这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实际上，汉字写法最多的还不是“回”字，“杀”有25种写法。
    所以，现代汉字规范提出了“四定”———“定量、定音、定序、定形”，今天的定与过去的未定，就是一种变化。
    上海搞过一次语言文字大赛，就有一个题目：“象”字的笔画有几画？有人说“11画”，有人说“12画”，还有人说“13画”，这个“象”字规范的笔画是“11画”，而它过去的笔画是“12画”，新旧字形是不一样的。
    词汇是语言中最活跃的部分，和读音、字形的变化相比，词形变化更为明显。异形词———同样的读音，但写法不一样的词大量存在。比如说“飞黄腾达”，过去写为“飞黄腾踏”；“信口开河”，过去写为“信口开合”；“每况愈下”，过去写为“每下愈况”，这都是词形变化的结果。我读书的时候老师强调，“莫名其妙”的“名”不能写成“明”，“故步自封”的“故”不能写成“固”，“名副其实”的“副”不能写成“符”。今天，以规范著称的《现代汉语词典》也出现了“名符其实”、“固步自封”、“莫明其妙”等词，承认了这些词形的合法地位。
    “七月流火”是凉还是热
    除了形式变异之外，还有内容变异，即词汇的意义在变化。比如“七月流火”，语文报刊一直在批评。“七月流火”指的是“天气开始变凉了”，你怎么能够用来形容天气炎热呢？《诗经》说“七月流火，九月授衣”。“火”是大火星，当这个大火星向西偏移的时候，这时天气就开始变凉，是个天文特征。凡是讲到“七月流火”的时候，就要准备“寒衣”了，所以说是“九月授衣”。但是两千多年以后，有多少人知道这个“火”是大火星呢？现在我们看到“七月”这两个字，联想到的早“夏天到了”，从“流火”两字，感觉到的是热力像火一样倾泻下来。所以，“七月流火”就成了表现酷暑季节的时尚词语。
    再比如说“空穴来风”，在中学的语文教材中出现过，也很让人头痛。“空穴来风”来源于宋玉的《风赋》，“枳句来巢，空穴来风”。枳树弯了，鸟就喜欢来做窝，墙上有洞，风就很容易吹进来，这是生活当中很常见的现象，用来比喻“事出有因”，但在今天则变成了“无中生有”。这样的一种变化，作为语言研究者，辞书的编撰者，你该怎么看待？是一味的排斥、否定，还是研究其中的规律，作出合理的解释？
    内容的变异还包括它的色彩意义。就拿“咬文嚼字”四个字来说，历来都是贬义词，表示迂腐、僵化、固执。但我们现在面对的是“无错不成书，无错不成报”的文化环境，是很多文化人视文化为儿戏的浮躁心态。在这样的现实面前，强调“咬文嚼字”，便是在提倡一种文化精神。同样一个词语，不同时代有了不同的感情色彩。
    “很德国”和“非常女人”
    游戏讲究规则，语言表达也要讲究规则，凡是不符合规则的，我们便称它为“病句”。比如，形容词不能带宾语，但现在形容词带宾语的现象太多了。到上海大街上看看，到处有“清洁上海”的标语、广告中有“美丽你的一生”的广告词……曾在报纸上看到过一个标题“如何敏捷学生的思维”，这里的清洁、美丽、敏捷都是形容词。
    再比如说，副词不能修饰名词，但现在这样的说法很多。你走到酒吧、饭店去，服务员会跟你说：“我这个啤酒很德国、很德国。”这种用法在表现时尚的文艺小说当中更多，比如“十分小资”、“非常女人”、“极其阳光”……
    这跟过去的语言表达规则都不一样。规则遇到了挑战甚至遭到了颠覆，同样的意思有了不同的说法。
    
　　精确优美简洁新颖
    
    社会生活在改变，语言也在随之改变，可以说，语言是生活的折射。诗人马雅可夫斯基说过，随便挑出一行诗来，站在你面前的是一个时代。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语言。然而，造成这种语言不同的动因是什么？我分析有以下几点：一是“精化”的要求，二是美化的要求，三是简化的要求，四是创新的要求。简单地说就是求精、求美、求简、求新。
    从“爱滋病”到“艾滋病”
    语言作为工具，其功能是沟通和交流。“茶壶里煮饺子———吐不出”的状态是很痛苦的。要准确地表达思想、情感、知识，除了掌握表达的技巧外，还要选择合适的语言材料。当现有的语言材料不能够满足我们的需要时，变异就成为必然。
    还是“烟花”这个词，原来的叫法就是“焰火”。应该说这个名称是准确的，但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人要用“烟花”？这与其制作技术有关，现在我们看到的“焰火”在空中的状态就是一朵朵色彩艳丽的花。天花乱坠，“烟花”这个词更形象更直观。从焰火到烟花，这种改变已得到了社会文化心理的认同。
    翻译词从出现到定型，往往也有一个精化的过程。“艾滋病”，最初用的是“爱滋病”，因为人们认为这种病与情感和性有关。随着医学研究的深入，人们发现其实不完全是性的问题，用“艾滋病”更加准确。这反映了我们对艾滋病认识在深入。
    “明日黄花”这个词，表明事物过时了，但人们往往写成“昨日黄花”。这里追求的不是言必有据，而是言必有理。因为明日黄花脱离了苏东坡诗的语境，成为可以独立运用的语言材料，反而不如“昨日黄花”明确清晰。由“明日黄花”到“昨日黄花”是一种符合人们认知心理的调整。
    “夫妻肺片”与“中关村”
    人们在说话时，不仅追求准确、流畅，还要说得感人、有美感，这就促使人们对语言材料的原始面貌进行整修，以达到美化的效果。通常有三种美化的方法：
    一是“化俗为雅”。鲁迅刚到北京时觉得北京的地名很美，什么“丞相胡同”、“贵人关”，后来才知道当地原地名称为“绳匠胡同”、“鬼门关”。“中关村”很有名，我去过那里很多次，以为那里应该有个“关”，后来偶然一次机会和社科院的老同志聊起来，才知道原本叫“中官村”，中官就是以前的太监，这个地方原来是葬太监的。易“官”为“关”，不仅抹去了太监的色彩，还让人感受到了雄关的壮美。
    四川有一道很有名气的菜叫做“夫妻肺片”，吃过的人都知道菜里没肺。原来是一对小夫妻，家里很穷的，常常用人家宰牛剩下的边角料拌成凉菜拿来卖，人们给菜起了名字就叫“夫妻废片”。卖了很多年以后，参加合作组织，有关人士把它改叫“夫妻肺片”。这些都是把名称加以美化。
    二是“避凶求吉”。民俗文化中有很多，比如我们知道筷子以前叫“箸”，可船家不希望船“住”，而是希望它快，于是“住”就变成了“筷”。有种病叫“心肌梗死”，但医生和病人都不太愿意提到“死”，于是变成了“心肌梗塞”。这其实与医学无关，而是反映了一种社会心理。
    三是“变冷为热”，体现一种人文关怀。过去，把肢体残障者叫做“残废”，现在文明程度提高了，不再这样称呼，改称为“残疾人士”，表达了对人格、对生命的尊重。
    “手机”与“减肥”
    经济原则也是变异的动因之一。所谓经济原则就是用低成本获得高效率，用最少的字表达最丰富的意思，用最简单的词表达最深刻的思想。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言简意赅，词约意丰。另一方面，则是为降低语言学习的难度，把晦涩的词变为通俗的词语使用。
    在汉字改革中，与字形有关的三次大动作是汉字简化方案、异体字整理和汉字字形整理。这些改革使汉字符号系统更精炼，更加方便使用。
    从词汇角度看，有明显趋简现象。“手机”的准确名称是“蜂窝式移动电话机”，但生活中没有人这么说。虽然出现过“大哥大”、“移动电话”等等名称，但最后人们还是选择“手机”，这说明了简单的受欢迎。现在，电视里。生活中还出现了“张局”、“王队”这样的称呼，也是简化的产物。
    “拔苗助长”以前的说法是“揠苗助长”，但为了降低学习难度，现在成了“拔苗助长”。
    真正的创造是不重复，同样的意思不同阶段有不同的表达。比如宋楚瑜到上海时说了一句上海方言：邪气开心。可这句方言已经是50年前的说法。当时确实讲“邪气开心”、“交关开心”，但后来讲“老开心”、“瞎开心”，最新的说法是“不要太开心哦”！
    “减肥”一词就经历了瘦身、舍宾、美体、塑身等演变。我们说了几十年的动画，现在人们喜欢叫卡通，这说明新鲜的东西更有挑战性，审美疲劳到处存在。
    “压轴戏”不是最后一出戏
    当然，要避免盲目改造。信息的断裂、望文生义和盲目改造，都使词义发生弱化，从而发生偏向，最后产生差错。这中间有些约定俗成的词语已经无法改变，造成了消极的语言现象。
    比如“压轴戏”，就是信息在传递的过程中搞错了。在戏曲中，最后一出戏是“轴子戏”，以武戏为主，因为性急的人要走了，热热闹闹板凳砰啪，而倒数第二出戏则叫“压轴戏”，唱念做打，也是最精彩的一出。但这种误解已经很难改变了。
    “惊艳”这个词，是说张生看到崔莺莺的美貌惊得话也说不出了，是张生惊艳，而现在则变成“崔莺莺”惊艳了。上海一家报纸，标题是“库娃惊艳上海滩”，是库娃让上海人惊艳呢还是上海让库娃惊艳呢？让人费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