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银行出版的《国家的财富在哪里》一书中，在分析国家资本财富问题时，将法治指数作为国家无形资产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个中等收入的国家，其无形资产平均有36%取决于教育水平，57%取决于法治程度。

　　在联合国非洲经济委员会主持的“非洲的良好治理实施计划”中，也将法治指数作为国家政治稳定的一个主要参数。眼下，经济学还将法治指数作为国家综合竞争力评估的一个重要因素。

　　据悉，香港曾经出台过我国第一个“法治指数”。评估的结果，香港2004年法治水平得到了“70分”，2005年，提高到了“75分”。

　　去年，余杭区司法局调研员马其镖和几位法学专家一起去了趟香港，造访了香港廉政公署、特区政府律政司、港大法学院等机构，对法治指数的设计进行调研。

　　从世界范围来看，一个社会发展指数的评估，通常由一个社会中介机构或学术机构来执行。马其镖说，香港的做法是，由社会公益机构“香港社会服务联合会”倡导，权威学术机构、司法机构和公共政策研究机构共同参与，参照香港社会发展计划的体系评估，专门设立法治分类指数。指数由当地的法官、律师、立法会议员等参与打分，再补充采用民众调查。

　　因此，余杭的“法治指数”，也借鉴了一些香港的经验。但是，专家们强调，无论是法治背景、社会发展路径，还是制度的具体设计，内地与香港都差别很大，因此“并不是照搬”。

　　余杭的法治评估，在部门分类的基础上，会随行政年份引入当年的法治重点和农村法治的专项评估。因此“在评估体系的构架、具体指标内容的选取上，基本都是根据余杭的实际重新摸索”。

　　“法治余杭”评估组的专家们表示，目前许多发展中国家都没有一套完整的法治评估体系。余杭制定的这套评估方法，对浙江乃至全国，甚至全世界的发展中国家都有参考价值。

　　日前，国家司法部副部长张苏军为此专程前往余杭考察，也称赞余杭的探索启动了一个良好的开端，是全国法治实践的一块“试验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