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到中年的一批作家如阎连科、韩少功、张炜、叶兆言等，今年的创作不约而同地以本土历史为创作蓝本，回归一种最朴实写真的形式。阎连科的长篇散文是记叙自己父老乡亲的平实生活；叶兆言则把生于斯长于斯的江苏历史地理描述了一遍；张炜一直进行着齐鲁文化的探索，但如何在学术与可读之间取得完美平衡，是他今年着重思索的一个问题；韩少功，他的《山南水北》让人记住了他对乡村生活的回归，今年的写作自然也不会离开那一片山南水北。

　　乡土历史与父老兄长在作家们的记忆中越活越真实，来到作家们的笔下，越过时空成为他们遥相对望与对话的象征。优美在这里退步，不再是第一追求，摆在前面的，乃是思想。但是思想因为有生活的积淀和作者本身浑厚的功底，显得并不晦涩，却意外地生动活泼，可爱。

　　韩少功：

　　即刻要回“山南水北”

　　电话里韩少功的声音真的像一个老农，像一个饱经风霜的老农，句子短促而实在：“我没干啥呢，真的没写啥，就写了些很小的东西，小散文呀，小小说呀，不值一提。”只有说到下个月就要回到湖南乡村去时，他的语气才兴奋起来：“我现在半年在海口半年在湖南。四月份就要回到湖南我住的那个八溪峒和老伴两个种田去啦。”

　　手边正放着韩少功的《山南水北》，那是作家韩少功归隐乡野后创作的首部跨文体长卷散文，一部记录山野自然与民间底层的心灵报告。难得的从容和轻松，幽默的基调战胜了简单的怀旧和忧伤。

　　他的思想，散落在这些词条中，虽然并无更深的思考和理论，他像农民种水稻一样，用脚思考，用行动来思考，用汗水和时间来思考。所以，他的思考一样是有分量的。农村和城市，传统和现在，并不成为他的藩篱，相反成为他笔下流动、胶合的东西。因为事实是，这些东西从来不概念化、孤立地屹立在一旁，它们向来是纠缠的。他用平视的笔法，给我们展示了一个尽可能真实的21世纪的农村。他不回避自己的经验，自己的生活，他承认自己的“浅”和“土”，他知道自己的局限，这正是人的局限。这种局限在他自己也在他笔下的人群中；这种局限在历史，也在文化上。

　　“很多写农村题材的作品把农村写得很阴暗，作者有一种身处现代文明的优越感。”韩少功说，“这种情绪比较盲目，所以我的写作与他们不一样。城市在水面，乡村在水底，两者不能完全分开，但是，我们不能只看到水面。”他还举例说，很多作家如卡夫卡等人，写到城市时都有一种反讽、批判、敌对的态度。而乡村可以让人思考一些最本质的问题，这些问题平时很少想到。

　　韩少功还向记者数算了一本明细账，列出自己一年收成的蔬菜，其中包括豆角、辣椒、苦瓜、玉米、冬瓜、南瓜、黄瓜等等，重量精确到零点几公斤，并注明还不包括一些小批量的收成。书中发出了疑问，为什么农产品价格这么低，而一块芯片的价格那么高？他表示，“我只是提出了这些问题，这是解决问题的前提。”接下来的写作应该是这几年潜心农耕远离喧嚣后的思索。

　　叶兆言：

　　《江苏读本》的读史情节

　　叶兆言说：“这是一本从历史地理人文角度看江苏的书，定名《江苏读本》。写了快一年，写得我体力透支了，年内应该能够出版。这是本一下子说不明白的书。十多年前，我曾因为浙江人民出版社邀请，写过一本《南京人》，当时就感觉冒失，轻敌，这次写江苏，仍然有些冒失和轻敌。我个人对历史有偏好，对地域文化有种莫名其妙的兴奋，感觉这活干起来会很轻松，事实却证明很累，很折磨人。我很喜欢历史文化的东西，我经常觉得其实当年我不该读中文系，更应该读历史系，那一定比现在有意思。我一般到一个地方就会看县志之类的历史资料，起码平时有了一半积累，然后查阅大量资料。”

　　眼下的叶兆言正在写一部长篇小说，暂定名为《苏珊的微笑》。以他自己的说法是：“说到这个长篇，难免羞愧，中断了好几回。头也开了好几次，主要是叙述的角度不对，找不到一种能够长驱直入的语感。目前还是处在写写停停阶段，希望自己能够兴奋一点，毕竟赛季已经正式开始了，必须全力以赴。这部小说的题材是当代，时间是世纪之交，或许会触及到当今一些时髦话题，它的关键词可以是嫉妒，是抑郁症，是争夺和挣扎，当然还有别的什么，我自己心里明白，很抱歉一下子说不清楚。”

　　阎连科：

　　开聊《我与父辈》

　　阎连科今年上半年刚完成一部罕见的10万字长篇散文《我与父辈》，书已经写完了，先是交给《钟山》文学杂志，然后交给他一直都信任的上海英特颂图书有限公司出版。书纯粹写他自己和父辈，小说都是虚构，这次却是写实的，里面有叔叔、伯伯他们的生活，从上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的家族往事。下半年他打算写一本新长篇，但只是个念头，还没有想好，连个框架还没想好。在阎连科眼中，经济危机对他没啥影响。“经济特繁荣时也没啥，我们不买房，不买车，没啥影响。只要一支笔、一本书、一叠稿子存在，写作就有了。写啥只要在自家房子里就行啊！”

　　阎连科自述道，通过几十年的“漂泊”与“奋斗”，他在城市里拥有了户口、房子、妻子、孩子，却感觉自己的家不在这里。他心里的家在生他养他的河南农村，可回去之后，却发现一切皆已面目全非。阎连科坦言，他对名利场的热闹不感兴趣，凡有热闹场合他是能避则避，“找个安静的地方闲散地待着”。然而，回老家却并不能给他带来轻松和安宁，他心目中的家已经遥远不可回归。他能做的，只是“找个没有人的地方歇一歇”。但现实恐怕不能由他心愿而行，接下来还有出国的事情等着他，五月份的“亚非拉文学节”和十月份在法国克福的书展，今年中国是法兰克福书展的主宾国，出现在德国的中国作家会有很多。

　　张炜：

　　《芳心似火》中看齐鲁历史

　　《芳心似火》的出现，在张炜的写作生涯中并不突然，而是他长期浸润于齐文化，自然结出的果实。近海处的齐文化飞扬飘渺，甚而有些怪异，形成了张炜小说中的浪漫。于是我们看到了《古船》中那个手持海图不断声扬“郑和大叔下西洋”的“异人”，看到了《家族》里的叔叔为了吃一只醉虾打马而去。到了《芳心似火》，张炜静下来梳理他对于齐文化长期的积累思考，他抟揉浪漫，凝结为理性之核，思接千载，落脚于现实人生，于是就呈现为这样一部别开生面的文化学术专著。剥开它腴美芬芳的果肉，把思想内核托到掌心细细察看，仍然能看到《外省书》中出现过的对全球化的警惕，《精神的背景》对消费文化的批判，《刺猬歌》中工业化吞噬丛林的威胁，锥心之痛，长歌当哭。不过，张炜不再以愤激的面容出现，他似乎淡定了，平和了，圆融向禅了，然而稍稍用心，便不难发现，他那一以贯之的忧患意识，一点儿也没有改变，倒是更加深透腠理，弥散于整部书的字里行间。

　　张炜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这本《芳心似火》是去年１１月全文发表在《小说界》上，今年初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写写齐国的事情，一直在心里有这些想法，但因为要写别的书，所以没有动笔。生在胶东，以半岛地区为中心采访和写作二十多年了，对一种独特的文化当然多有感悟。可是一旦要系统地写出来，又很难。不少人将齐鲁文化等同起来，其实二者是极为不同的。想写一本关于齐鲁文化的普及读物也不容易，因为学术性差了没意思，强了又没人看。有深度又有意思，这是著作者的一个追求。”

　　张炜认为：“中国传统的学术著作不像现在这样艰涩难懂。古人的学术感性强，有故事也有趣味，一路下来可以把道理说得很深。现在受西洋影响，走歪了，把人文学术搞成了电器说明书之类。我的《芳心似火》是写作采访当中的一个产品。我几年来一直在写一部较长的书，因为需要走相当多的路，需要较多方面的准备和积累，所以也就拖下来。这本长一些的书也许明年能够完成。这是需要付出极大劳动的、漫长的创作。它当然是长篇小说。这个体裁的边界已经比上个世纪开阔得多，再复杂的思想以及其他，都可以在其中释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