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家乡亲切地诉说

　　出温州市区，往南去，约三十五公里，便进入瑞安市。

　　一进城，就感觉到这里的文化底蕴，如老酒般散发出迷人的醇香。沿路那一幅幅壁画，基本上以白描手法，勾勒出瑞安历代名人，宋代“永嘉学派”创始人之一的陈傅良，元末《琵琶记》作者高则诚，清朝经学大师孙诒让……

　　我想，应该还有五星红旗的设计者曾联松吧。

　　果然，家乡人记住了曾联松。有一个特意以他命名的曾联松广场，在瑞安外滩。

　　整个瑞安外滩是长形的，依着江岸一路排开。我沿着这条滨江大道，在午后的阳光里，寻找曾联松广场。

　　我朝右侧望去，那是壮阔的飞云江。下了江堤，便见到了绿树簇拥的曾联松广场。

　　戴眼镜，穿中山装，大衣领掀起一角，有了动感。曾联松举首凝眸，似在仰望天空构思五星红旗，似在眺望天际那一抹金色的曙光……赭红色的花岗岩上，镌刻密密的金字。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设计者

　　曾联松铜像

　　基座的侧面，刻满了笔势遒劲的魏体。

　　曾联松生平简介

　　曾联松一九一七年十二月出生于瑞安城关。早年就读于国立中央大学经济系，一九三八年五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四九年七月十五日，《解放日报》一则国旗征稿启事引起了他的关注，根据征稿启事要求，经过反复构思，设计了五星红旗。此稿件在全国应征稿件三千零一十二份中被列为第三十二号。而后，受到毛泽东主席赞许。同年九月二十七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正式通过，确定国旗为红底五星旗，象征中国各族人民大团结。一九九九年十月十九日，曾联松因病在上海逝世，享年八十二岁。

　　我抬头凝视，和煦的阳光轻抚曾联松的胸像，仿佛有了体温，有了脉动。他的生命，在家乡永远延续——

　　浪迹天涯路几千

　　曾联松的祖父曾叙卿，是瑞安有名的老中医，医德高尚，对于病家都是“有求必应”的。祖父虽有住房，但到他父辈兄弟四人，他父亲就没房了，先搬到屏心街，后搬到水心街，向亲戚家租用了三间厢房。

　　父亲曾宇人，在辛亥革命前就学于讲武堂，后到杭州湾海塘水利工程担任测量工作，之后调到南京“导淮委员会”，大概是疏导淮河水利委员会的简称。父亲仍然从事测量工作，靠微薄的薪金养家糊口。

　　母亲沈炳第出身书香门第，在那“女子无才便是德”的社会里，粗识文字，也只是做个贤妻良母而已。

　　一九一七年十二月十七日，曾联松出生了，这个属于平民阶层的家庭多了一份喜气。父亲常年在外工作，家中全由母亲独自照顾。母亲望子成龙，家教甚严，把七岁的曾联松送到私塾，不久又送到瑞安县中心小学读书。

　　这所学校的前身为经学大师孙诒让首创的县学堂，礼堂大楹联为孙诒让所书，以“物竞天择”、“自强不息”等先贤遗训勉励学子。办学开明，既学国文，又习英文。曾联松被推选为学生自治会理事，还进入校军乐队和歌咏班。

　　聪颖好学的曾联松，考入瑞安县立初级中学。美术老师、画家金作镐先生的美术课，使曾联松对书画产生了浓厚兴趣，并作为自己的业余爱好终身相随。

　　曾联松晚年深情地回忆说：“我能设计成五星红旗，从小受美术老师金作镐先生的启蒙教育也很重要哩！”

　　一九三三年，十七岁的曾联松初中毕业后，带着应用书籍到南京，在父亲身边复习功课。九月，他考入江苏省立南京中学高中部。

　　及至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九日，北平爆发了青年学生爱国运动。“一二·九”运动的怒潮波及南京。

　　“游行去！游行去！”曾联松和同学们一起，参加了浩大的游行示威。几万人拥向中山陵，向孙中山先生“哭灵”，表示誓死反帝抗日的决心。接着，又去包围“行政院”，万众齐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反对不抵抗主义！”“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曾联松经过了这次学生运动，产生了更多的爱国思想。一九三六年夏天，曾联松考入中央大学法学院经济系。他认为如此选择，使自己今后可以多接触社会，了解大众疾苦的症结所在，寻求国弱民穷的病根，以及救治的方法。

　　在中央大学求学时，除攻读经济学外，他还选修美学，经常去听宗白华教授的美学理论课。这为他以后设计五星红旗，奠定了美学理论基础。

　　一九三七年，“七七”卢沟桥事变，上海“八一三”抗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中央大学无法在南京上课，只得迁往四川重庆。

　　二十一岁的曾联松，与两同学结伴而行。他的行李十分简单，仅一个铺盖，一只小拎箱。三人到了武汉，在一个小旅馆里，席地而睡，等待去重庆的船期。等了十来天，才买到船票。

　　从武汉到重庆，逆水行舟，那艘拥挤不堪的轮船，沉重而疲惫的汽笛声，直让人心里发毛。惴惴不安的水流，在峡谷中惊惶四散。

　　忧愤，满腔的忧愤，像一个个旋涡，越旋越急，越旋越急，猛然，撞击在礁石上，溅起了无比的惊骇！

　　夺口而出，曾联松作《负笈入蜀》：“国破山河异，人亡四海忧。烽烟燃大地，血泪染卢沟。天下兴亡责，匹夫赴同仇。溯江正负笈，直上险滩头。”

　　心潮难平，曾联松又作《瞿塘峡口望白帝城》：“多少兴亡事，烽烟付水流。三分成鼎足，一蹶失荆州。峡口瞿塘险，孤城白帝秋。岂无隆中对，吴蜀损同仇。”

　　轮船在水上足足走了一个多星期，才到重庆。上岸后，三人各奔东西。曾联松找到了沙坪坝，向中央大学报到。那些临时搭建的竹棚，便是读书的课堂，便是睡眠的宿舍。大寝室住一二百人，双层竹床之间的通道只可侧身而过。

　　抗战时期，大家过的都是苦日子。然而，心中的那团火在燃烧，照亮明天的希望。再苦，也不怕。中央大学法学院政治系的同级同学黄大明，介绍曾联松加入学生抗日联合会，这是地下党领导的外围组织。曾联松和几名同学创办了小型流动图书馆，把同学手中的进步书刊集中起来，转借给同学们阅读，作为宣传抗日活动阵地。在校外，曾联松常常到磁器口，参与这里以学生自治会名义举办的群众夜校，吸收那些失学青年来学习文化，教唱抗日歌曲，宣传抗日形势。

　　一九三八年五月，又是同学黄大明，介绍曾联松加入中国共产党。十月，中共沙（坪坝）磁（器口）区第一届委员会成立，曾联松任区委宣传委员。

　　沙坪坝小街上，经常有头戴钢盔的宪兵在游动。一九四○年十月，国民党反动派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重庆处于白色恐怖之下。共产党员随时有被捕的危险。

　　月黑风高，四处阴森森。地下党组织紧急通知转移，曾联松设法离开了沙坪坝。不久，上级组织也撤离。从此，曾联松和党组织失去联系。

　　“茫茫云雾锁山城，却有嘉陵日夜鸣。坝畔潮声催鼓角，林间月色侣黎明。方期江阔浪无限，却恨水浅石纵横。蜀道艰难秋萧索，长风万里雁南征。”曾联松在艰难的一九四一年，作这首《蜀道艰难奉命离渝》，心中的希望之火不灭。离开重庆，经贵阳，去桂林，一路风餐露宿，辗转流离，几乎走了一个多月。

　　在桂林无着落，经湖南衡阳，绕道江西，到浙江金华，又到山区丽水。曾联松经朋友介绍，任浙江省合作金库经济研究员。不料，这个设在丽水的浙江省合作金库遭到日军飞机轰炸。机构实行裁员，曾联松被减员解雇。

　　战火纷飞。流离失所。路途茫然。一筹莫展。曾联松拖着病体，回到家乡瑞安。

　　一九四四年一月，曾联松承瑞安中学校长的礼聘，执教外国历史课。他就住在校内。后来学校迁往常宁寺，佛堂作课堂，师生散居在老乡家。曾联松教高中世界史，买不到课本，唯有他用一本英文原著。上课时，他看的是英文，讲的是汉语普通话。

　　一九四七年五月，中央大学的同学勇龙桂来信了。这位老同学后来成为国家计划委员会委员、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成员。

　　一缕光透进了窗棂，信上的字一个个明亮起来。勇龙桂说，在上海创办现代经济通讯社，邀请曾联松赴沪共同参与此事。待学校一放暑假，曾联松就启程，到温州坐轮船，乘风破浪而去。

　　上海霞飞路（现淮海中路）国泰电影院对面的咖啡馆，老同学约好在这里见面。勇龙桂告诉曾联松，现代经济通讯社是著名经济学家许涤新主持创办的。通讯社的具体工作由勇龙桂负责，安排曾联松当秘书，处理来往信件和稿件。

　　华山路４６６号，一个荒芜了的小花园，树木参差，杂草丛生。一间长长的平房，用木板隔成几个小室，供人分住。门虽设而不紧，窗虽关而有缝，灯光互射，人声相扰。集体用一个水龙头，没有卫生设备。这里便是现代经济通讯社的职工宿舍。

　　曾联松安顿下来，认认真真地当秘书。之后，他才知道，这里其实是地下党领导的秘密经济新闻据点，任务是为党中央提供国统区经济情报。

　　星光照耀大地

　　“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欢快的歌声，激越的歌声，响彻云霄。到处都是小红旗，人手一旗，上下挥动，大海波涛般的节奏感，淹没了整座城市。

　　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七日，上海解放了！

　　多少天来，人们敲锣打鼓，燃放鞭炮，走上街头游行，扭秧歌，欢庆胜利，欢庆解放！

　　这动人的场面，一次又一次激起了曾联松内心的波澜。由于完成了历史使命，现代经济通讯社宣布歇业清产，在办理结束的过程中，全体工作人员有一段过渡性的休闲时间。曾联松正寻思要做点什么。

　　一九四九年七月十五日，《人民日报》等各大报纸刊登了经周恩来审批、新政协会议筹委会批准的征集国旗图案的启事：

　　国旗，应注意：（甲）中国特征（如地理、民族、历史、文化等）；（乙）政权特征（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丙）形式为长方形，长阔三与二之比，以庄严简洁为主；（丁）色彩以红为主，可用其他配色。

　　曾联松是在上海的《解放日报》上看到这则征集国旗图案的启事的。曾联松心中的那口钟，一下子被撞开了，洪亮的回声在胸腔里震荡，在蓝天白云上飘荡。

　　曾联松去找自己当年的学生何仲麟，向他借了一个圆规。

　　曾联松穿街过巷，去一家纸张店买来了一大捆彩色油光纸，抱了个满怀，兴冲冲地回家。

　　家里住房条件差，提一桶水都得到楼下。只有一个小阁楼，曾联松踏着木楼梯上去，便闷头做自己的事。没有电风扇，更没有空调，在这闷热的小阁楼里，曾联松只穿着背心短裤。他抹了一把额头的汗，往地上甩了甩。他抓起一把蒲扇，使劲地扇了扇，仍是热烘烘的。

　　儿子才六岁，刚从瑞安接回上海。曾联松为了设计国旗，一次次地违背了对儿子的许诺，一次也没带儿子出去玩。

　　阁楼的楼板只有薄薄的一层，曾联松整天窝在里头，摇蒲扇的声音不断地传来。儿子歪着头，支起耳朵，听着这些奇怪的声音。儿子问妈妈：“爸爸是不是有病了，要不要带他去看医生？”妻子项佩瑜到了阁楼上，只见满地剪碎了的油光纸，便拿扫帚，轻轻地扫到畚箕里。

　　曾联松每天构思，比划，画图案，拼画面，剪剪贴贴制作国旗草稿。那段时间，曾联松日夜处于高度兴奋和废寝忘食的状态之中，脑海中满是国旗的构图，画纸上画满国旗的图案，阁楼里到处是国旗的草稿。

　　午夜时分，面对一堆画着各种图案的稿纸，他感到疲劳了。推开窗户，张口呼吸新鲜的空气，又作了几个扩胸动作，觉得神志清爽了许多。他抬头仰望窗外满天的繁星，忽然一个灵感在脑海里闪现。

　　那颗红色的五角星，红军战士帽檐上的红五星。他当年在重庆做地下工作时，偷偷阅读过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就留下深刻印象。

　　“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为人民谋幸福，他是人民的大救星。”最新流行的革命歌曲，唱出了人们的心声。

　　“盼星星，盼月亮”，传来委婉悠长的沪剧流水板，抒发着古往今来相似的情愫。

　　对呀，星星，救星，大救星，中国共产党正是中国人民的大救星！表达内心感受的象征物，这下子找到了！正是歌颂党、欢庆翻身解放的真情流露，曾联松画出了国旗图案。

　　曾联松先剪出了一个大的五角星，象征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大星之后的小星，应该是几颗呢？他想到了，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书中指出人民包括有四个阶级：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他就决定以四颗小星象征广大人民。

　　曾联松的挚友张公度，后来回忆说：“有一天，他叫我上阁楼看一样东西，是他用油光纸剪制的国旗图案。那五颗黄星在旗面上从左上角到右下角排列，五颗星是大星领头，依次四星排下来。他问我怎么样？我说这不成了领带了嘛，不像国旗。他见我反对，自己也摇头了。我说，这跟进京赶考一样，当不上状元就是落榜。你也不是搞美术设计的，中国能人太多，你心里要有个数。”

　　曾联松想自己不是专业画家，仅有美术爱好的基础，也许设计不了这么伟大的国旗。但他手中的笔放不下来，因为他就是为了向祖国表达自己的心愿。就是为了这份心愿，没有其他什么成名成家的念头。

　　人民共和国的国旗，应是伟大祖国的象征，中华儿女的寄托，炎黄子孙的骄傲！

　　拿起一张张草稿，曾联松看过了又放下了。构图不够大气，效果不够响亮。他觉得不满意。可他已经绞尽脑汁。他一屁股坐在椅子上，不想喝茶，不想吃饭。

　　想来想去，还是五角星有代表性。问题在于，旗面上怎么布局才合理，才有美感？

　　夜间走远路，要看北斗星。有一颗星最亮，其余的小星围绕着最亮的星。共产党就是那颗最亮的大星，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就像围着北斗的四颗小星。

　　想到这里，曾联松赶快重新铺纸执笔，重新构思，重新作画，重新剪贴。以一颗大星引导在前，再剪出四颗小星环绕于后，像群星拱北斗。人民紧紧地环绕在共产党的周围，团结战斗，从胜利走向胜利。

　　这组金星图案应放在旗面的什么位置呢？他反复地在旗面上比划，确定五颗金星恰当的位置。放在上端，重心不稳。放在中间，比较稳重，但是天地不够开阔，视觉局促、凝滞。分开放，太分散，没有凝聚力。

　　当他把五星挪向旗面的左上方，顿觉视野开阔，旗面犹如千里之广。五颗金黄色星居高临下，光彩闪耀，仿佛使人看到了星光映照大地，灿烂而辉煌。整个图案庄严而显华丽，简洁而不单调，雍容而具气势，明朗而不萧疏。

　　他终于感觉有了一个最佳的构图方案，高兴得手舞足蹈，兴奋不己。

　　他俯下身，轻轻移动三角板，每个小星的中心点都通过自己的一个星尖，跟大星的中心点联成一线。这样，就把中国共产党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这个历史结论，显示在旗帜上。

　　他把五角星设计为三原色中最亮的黄色，像朝霞一片金光灿灿，色调简练而庄严大气，也表达了中华儿女黄色人种的民族特征。

　　五颗金星的结合图形，大小呼应，疏密相间，形成了一个椭圆形，像一张海棠的叶子，这恰恰和我国疆土的几何图形类似，既表现了中国地理特征，也显得平稳和谐，明朗而有气势。

　　用红色作为国旗的基础色，似红霞满天，表达热烈的感情，象征革命、解放、光明。

　　好了，如此看起来，土地平旷，江天寥廓，云霞掩映，山河壮丽。经过近一个月时间的设计构图，曾联松满意了。他这时感觉自己真应该从事美术设计专业。八月中旬的一天，曾联松以红色油光纸为旗帜，制成五星红旗。在旗面左上角贴着一颗大五角星，大星上贴着用红色油光纸制作的镰刀斧头标志。大星右侧贴着四颗黄色小五角星。

　　曾联松制作了两份五星红旗图案稿，一份保留在家中，一份小心翼翼地装入信套，寄给了全国政协筹备会去应征。

　　曾联松后来对别人说：“我在报纸上看到征稿启事后，我的心情就很激动。考虑到中国的茫茫长夜从此一去不复返了，朝霞满天啊，新中国就要诞生了，山回路转，祖国的前程非常远大光明，因此就决心响应号召，设计了国旗。”

　　天空一片明净

　　一九五○年九月，北京的天空一片明净。天安门雄伟的城楼，故宫金色的琉璃瓦，在蓝天下熠熠生辉。

　　曾联松因公去北京出差。刚在饭店住下，就有人来敲门。是两个陌生人，说他们是全国政协的。曾联松觉得有些意外，但又有一种预感，莫非与国旗设计有关？他当然记得设计稿件当时就是寄到全国政协去的。

　　果然，来人问了曾联松关于国旗设计的情况和投稿的经过，他们问得很详细，还一边作记录。

　　回上海后不久，收到一封北京寄来的公函，邀请曾联松参加国庆一周年活动，一份红色的观礼请柬，一份绸质的观礼证。

　　这一天，离曾联松投稿的日子，相隔了整整十三个半月。迟到的喜悦，依然令他心速加快，是的，心房轰然有声，新中国的国旗漫卷无边，狂飚从天降！

　　一个人，一个普通的人，能够为伟大的共和国设计国旗。这是个人的无上光荣，更是共和国的无比荣耀！

　　法国大革命领袖之一的丹东，称国旗是“人民主权之花”。在新中国，一国之旗，出于一个平民之手。这更是一个奇迹。

　　智慧来自民间，权力来自民众，这才是真正的人民共和国啊！

　　五星红旗，受到全国人民的拥戴，得到全世界人民的尊重，根本的原因是属于人民的旗帜，代表了人民的意志。

　　五星红旗，真正的人民主权之花，灿烂开放，傲然挺立于在世界民族之林。曾联松挥笔作一首《入选吟》：“和璧混沌璞未开，幸有玉人琢剖才。推敲图案三千幅，五星红旗入选来。”

　　曾联松动身去了北京，他被邀请登上天安门观礼台。胸佩长条燕尾的观礼证，上为国徽，下为（台右）００９７号，还加盖了红色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节庆祝大会”字样。曾联松就在天安门看台右侧的９７号座位上，喜庆共和国的生日。

　　一九五○年国庆节，曾联松眼中的五星红旗漫天狂舞，那是人世间最美的舞蹈，那是天底下最艳丽的色彩！

　　《赴京观礼》，曾联松的诗情喷薄而出： “乘风秋日走燕台，香拥红旗桂蕊开。巧夺天工遗玉宇，叨陪盛典萃英才。霞帔牛斗留诗去，铠甲山河入画来。更喜月明燕赵夜，高歌万户一新醅。”

　　曾联松从北京返回上海，就上班工作去了。没有到处活动去展示自己，更没有开大会去宣讲什么功绩。他觉得为新中国尽了一份心意，履行了一个公民职责，是应该的。他没想到后来，新中国成立三十周年时，他再次应邀去北京参加庆祝活动。

　　一九五○年十一月一日，他收到一封标有“１１３７号文件”的公函：

　　曾联松先生：

　　你所设计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业已采用，兹赠送人民政协纪念刊一册，人民币五百万元，分别交邮局及人民银行寄上，作为酬谢你对国家的贡献，并致深切的敬意，收到后即希见复。

　　此致

　　敬礼

　　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办公厅

　　一九五○年十月二十一日

　　五百万元，“万元”是当时旧币的单位。一九五五年实行新币后，旧币和新币的比价为一万元旧币换一元新币。当时的五百万元相当于一个熟练技术工人一年的工资。

　　曾联松用这笔钱买了一只瑞士手表，送给妻子。余下的钱，全部买了粮食。民以食为天啊！

　　曾联松把这封公函珍藏起来。半个世纪过去了，那枚印在已经发黄了的信笺上的公章，依然红得耀眼。

　　一九七九年十月一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周年，曾联松被邀参加国庆典礼，再次登上了天安门广场观礼台。

　　风展红旗如画

　　曾联松后来写了篇文章《我设计五星红旗》，记述了自己当时的设计过程：

　　“如何做到既能表达多种特征，又能体现庄严简洁为主的要求呢？我一进入具体构思，便感到这不是易事。十多天里，时而浮想联翩，时而伏案涂画，废弃的图纸有一大堆。我首先着眼于政权特征，要把中国共产党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大救星，人民解放军是革命胜利的保证，广大人民团结在党的周围，这个意思在国旗上表达出来。为此，我设计以红色象征革命；以一颗内含镰刀斧头的大五角星象征共产党，象征人民军队；以四颗小星代表广大人民，包括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每颗小星均有一个角尖正对大星的中心，大星引导在前，小星环拱于后，象征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大团结。

　　“以五星结构象征政权特征的考虑定下以后，接着考虑如何表达中国特征。为简洁起见，力求寓意于五星之中。我将五星结体排成椭圆形，像海棠之叶，寓表疆土版图；四颗小星则兼指四千年历史和文化；星呈黄色，象征黄色人种。构思至此，我开始得意起来。

　　“最后设计五星在旗面上的位置。我剪好大小五颗星，在旗面安排各种布局，注意大小呼应，疏密相间。当安置到左上方时，顿感全局豁然开朗，眼前星辰金碧辉煌，神州河山辽阔。凝视着这个图案，我感觉庄严而显华丽，简明而具气势，顿时兴奋得手舞足蹈。”

　　妻子项佩瑜说：“那时上海刚解放不久，夏天很热，他晚上就钻到阁楼上写写画画，我也不知道他在干什么。每天早晨，我从阁楼上都扫出一堆剪得很乱的油光纸，有红色的，黄色的。他这个人不愿吭声，不像有的人事还没办先张扬出去。直到后来中央来信了，证明了国旗是他搞的，我才知道那些日子他是在阁楼上画国旗的。”

　　熟知曾联松的友人惊讶：“当我晓得他要设计国旗，觉得他太天真了，一国之旗怎么会由小百姓来画呢！可是，他这个人办事认真是出了名的，在阁楼上搞了一个多月，真没白费工夫，做梦也想不到，这国旗真就采用了他的设计。”

　　当年瑞安中学的学生何仲麟，考上了国立上海商学院，在上海与曾联松有密切来往。他说：“先生看到征求新中国国旗图案后，就向我借圆规。他虽不是从事美术工作，但对美学有过研究。由于热爱新中国，一颗火热的心，促使他用手工纸、圆规等最简单的工具和材料，设计出美观大方、寓意深远的五星红旗。当时报纸上很少作专题报道，先生也没有更多的谈论。一直到一九五一年的春节，先生才将全国政协奖给他的纪念刊集及奖金一事告诉了我，才知道五星红旗是先生的杰作。我高兴得直喊：‘先生怎么今天才告诉我呀！’他说：‘五星红旗的诞生是许多人智慧的结晶，成就并非属于我一个人。’他真是虚怀若谷！”

　　作为国旗设计者，曾联松后来又写了《风展红旗如画》，掏出了自己的心里话——

　　有人问起，为什么热情洋溢地设计国旗？这是由于经历漫漫长夜，看到晓色云开，抚今追昔，岂能无动于衷。

　　小时候，我听家乡父老和小学老师的传说，说是从鸦片战争以来，接二连三地遭到外国的侵略，割地赔款，受尽欺压。清政府腐朽无能；军阀之间连年混战；老百姓则饥寒交迫，流离失所。也曾听到过孙中山闹革命，共产党救穷人等等。凡此传闻，虽断断续续似懂非懂，但从中知道国弱民贫、长期苦难，于是幼小心灵开始关心祖国的命运。从初中、高中到大学的十年求学时期，日本军国主义始则侵占我国东三省（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进而把魔爪伸进华北平津，终于发动卢沟桥事件（一九三七年“七七”事件）进行全面侵华战争，企图以武力吞并全中国。在敌人铁蹄之下，祖国河山更加支离破碎，民族危机陷于极端严重，广大人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在这金瓯残缺、满目疮痍、灾难深重的时候，每悲“风景不殊，举目河山有异”，深感“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不少同学的爱国思想与日俱增，在进步思想影响和进步力量的推动下，我先在南京参加“一二·九”学生运动，后在重庆参加学生抗日救亡活动，并加入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但当时爱国活动不能见容于国民党反动当局，在白色恐怖之下，横遭打击，更使我们认识到只有共产党是坚决抗日，救国救民，确是中国人民的救星。我是从关心国家民族的安危开始，逐步认识到中国共产党的伟大，进而衷心爱戴，终生追随。

　　祖国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而是活生生的实体。爱祖国就要爱我们生于斯长于斯的辽阔国土，爱我们伟大壮丽的大好河山，爱我们悠久灿烂的文化传统，爱我们勤劳勇敢的亿万人民，爱我们来之不易的社会主义制度，爱我们祖国一切美好事物。

　　我们可爱的祖国在党的领导下，如沐春风，欣欣向荣。展望未来，前程似锦，万紫千红。象征社会主义祖国的五星红旗更加嫣红壮丽，灿烂辉煌。正是江山如此多娇，风展红旗如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