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鲁迅生活的每一天

　　人民出版社的《鲁迅著译编年全集》是最新的一种鲁迅全集。以编年体而且是具体到年月日的方法，来编排一位作家现存的全部日记、创作、翻译、书信，在国内大概还是第一次。这引起了读书界的关注。

　　打开这本书，我们好像进入了鲁迅生活的每一天。我们可以先翻翻他的日记，看看他做了什么，接待什么客人，再读他写的文章，发出的信，还可以看看之间有些什么关联。

　　本书两位编者之一的止庵说，这套书“在编辑体例上仅是一种尝试”，无意以此替代此前出版的《鲁迅全集》。但这种编排的好处也是不言而喻的，这种读法更能体会鲁迅的心路历程。

　　经典作家全集的编撰，常见的有按自选文集分的，有按文体分的，也有编年的。最流行的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鲁迅全集》，就是按照鲁迅生前出版的文集再加上集外文和日记、书信等编撰而成。这种编撰方法，大致上按照的也是时间顺序。而古代作家作品按照编年的文集就更多了。

　　但由于鲁迅离我们较近，作品的时间记录充分，使得这本《鲁迅著译编年全集》能把大多数的作品落实到每一天。止庵介绍说，鲁迅的作品大多有日期的落款，加上日记、书信和其他材料的佐证，有百分之八十多的作品都可以精确到完成的日期。也由于此，这本书的时间感特别强烈。

　　止庵说，假如读者和研究者希望体会鲁迅的生命历程，希望具体详细地了解他的文学生涯和思想进程，了解他的创作与翻译如何相互影响和补充，以及他私下给朋友信中的说法与公开发表的文字的异同，等等，看看这套书大概有些帮助，或许能发现过去分开看他的创作、翻译、书信、日记，或者只看其中某一部分时，所不曾发现的一些问题。鲁迅是20世纪中国影响最大的作家，值得“纵读”一番。

　　鲁迅自己也在《且介亭杂文·序言》中说：“凡有文章，倘若分类，都有类可归，如果编年，那就只按作成的年月，不管文体，各种都夹在一处，……分类有益于揣摩文章，编年有利于明白时势，倘要知人论世，是非看编年的文集不可的。”

　　文集编撰之本是体例

　　这本鲁迅编年全集的另外一位编者王世家是止庵的前辈，长期从事鲁迅作品编辑工作，对于鲁迅作品的考证有着丰富的经验。止庵更堪称圈内著名的读书人和编书人，他的书话和编辑的各种文集，都颇受好评。他们是在一次去河南活动期间，萌生这个想法的，得到了人民出版社的支持。

　　止庵说，在分工中，他主要负责体例的制定。而这也是他在采访中一再强调的。在他看来，一部作家文集能够成为经典的首要条件就是体例要统一，要符合作家作品的实际。

　　以这本编年全集而言，按照年月日来编撰就是最重要的体例，但其中还存在许多具体的体例，在编撰之前就得一一考虑清楚，这个体例在整个全集编撰中要始终能贯彻得下去。不能有的文章对不上，就另外再换一个标准。

　　比如，如何界定作品的时间：是写作时间还是发表时间，现在是以写作时间为准；如果作品写作延续时间较长，则以完成时间为准；如果文章的落款和日记、书信的时间不统一，则以当时的时间为准，这一般就是日记和书信上的时间。

　　鲁迅一生中常会对自己作品进行修改，在编书过程中，他们只收入鲁迅自己的最后定稿。有的篇章鲁迅已编成一组，止庵解释说，如果独立成篇，就单独放在编年中，而鲁迅的中、长篇作品则一律保持完整，我们以不能割裂的最小文章单位作为标准。

　　至于编年的具体时间，他们在编辑过程中倾向于保守，并没有为了编年好看，而对没有直接证据证明其写作时间的鲁迅文字加以臆测。这包括了不根据第三方的回忆来确定鲁迅作品的写作时间，而宁可让后人去继续寻找更确凿的证据。

　　另一方面，则如“凡例”所说，“鲁迅生前编入自己文集而确系他人所作或由他人代笔者，列为附录”。这包括周作人的四篇文章（原收《热风》）、瞿秋白的十二篇文章（原收《伪自由书》、《准风月谈》），以及冯雪峰代笔的《答托洛斯基派的信》、《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等。

　　止庵认为，一个经典作家的文集的编撰并非只是把文章搜罗起来就可以了。以往，国内出版的经典作家的文集，在编辑上体例不统一的情况是常见的。在同一部文集中，有的按照作家修订稿，有的按照手稿。

　　止庵近年来编撰了多种文集，包括周作人、张爱玲等之前文学史上较为忽视的作家。在编撰过程中，他最重视的就是体例，最花心思的就是文集前面的凡例，凡例是整部文集的体例的说明。

　　而以往媒体在报道一种新的文集时，往往更侧重这一次的文集比以前的多了哪几篇新发现的文字。止庵说，他也不止一次发现作者散失的文字，像周作人10多万字的《近代欧洲文学史》。但他同时认为，实际上，对于研究者来说，体例是一部文集更基本的要素，只有明确了体例，我们才能知道是在什么基础上阅读这位作家。

　　鲁迅还缺两个全集

　　止庵刚从日本访问归来。他看到日本的经典作家，比如夏目漱石就有着多种全集，同时并行。不同的全集可以体现不同的编辑理念。有一种夏目漱石全集是以作者生前的最后确定本为准的，而另外一种全集则是以原始手稿为准的。而只要体例统一，这数种全集就都有它存在的道理，可以并行不悖。

　　作为现代文学史上最重要的作家，鲁迅有多个全集并不奇怪。

　　有人统计，“鲁迅全集”共出版约十个版本，其中包括了1949年以前的两个版本和中国台湾地区1989年的一个版本。在诸多版本中，流传最广的是人文社的《鲁迅全集》，其最新的是2005年11月版。那之后，天津人民出版社有《鲁迅全集补遗》、福建教育出版社有《鲁迅译文全集》，对人文版《鲁迅全集》均有补足之功。

　　人民文学的版本按照鲁迅自编文集的顺序编撰，且加了详细的注释，可以作为一种普及本。而类似《鲁迅著译编年全集》，就是面对研究者和对鲁迅特别有兴趣的读者。也因为这样，《鲁迅著译编年全集》是白文本，没有注释。

　　但在止庵看来，像鲁迅这样重要的作家，至少还缺两种全集。

　　一种是汇校本的全集，就是把鲁迅所有文字的变动都体现出来。汇校本在古代经典作品中已经是一个惯例，无论是李白杜甫，还是水浒红楼，都有汇校本出版。另外一种是鲁迅大全集，即不仅把鲁迅写作的，而且把与鲁迅相关的作品都收集进去，比如鲁迅早年在北京抄的碑帖，他写的科学论文，这样能够给研究者更充分的材料。

　　如果要出版这样的鲁迅全集，肯定是一项大工程，需要集中全国数家鲁迅研究机构的力量方能完成。近年来，国内重量级的出版物并不罕见，作为影响了中国人的鲁迅，应该有这样的全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