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杨丽 

　　2000年8月，钱江晚报“寻访院士”上海采访组一行，每日在沪上蒸氲酷暑的大街小巷里穿梭，享受着追逐知识、追逐名师大家的另类“清凉”。我也有幸成为其中一员。

　　8月26日，我被荣幸地通知：钱伟长答应接受采访了！就在明天！听到这个消息，采访组所有成员，包括我们的特约摄影师、著名相声演员牛群都高兴地跳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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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转眼，距离这个纪念日已近十年，当钱老仙逝的消息传来，我的眼前第一浮现的就是一张笑眯眯、慈祥的脸庞，伴随着那一个个挥洒激情的手势，一声声关切国是的谈吐。

　　下棋拉家常，

　　钱老就是邻家老爷爷

　　由于历史的原因，钱老的学术生涯被迫中断过20 年。复出后，已迈过70门坎的他像小伙子一样拼命。他曾感慨“繁重的教学行政工作，丰富的政治社会活动，广阔的学术天地，使我的生活无限充沛而有意义……桑榆匪晚，奔驰不息！”

　　2000年，钱老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上海大学校长。在去上大的路上，钱老身上的多重光环让我们多少带着敬畏。然而，我们带去的一个花篮、一副围棋，一下子拉近了我们之间的距离，让钱老顿显“老顽童”的一面。采访突破了原定的时限，长达3小时的时间里，钱老思维敏捷、谈笑风生，不露半点疲色。

　　看到我们特意带去的棋盘和棋子，钱老大大地惊喜了一下：“哎哟，你们怎么知道我年轻时爱下围棋？”说罢，迫不及待地摆起谱来，一边还告诉我们关于聂卫平当年下棋的掌故。“那时，他父母不让他下，还是我把他父母说服了。”随后，他又“洋洋得意”地介绍起当年，曾参加远东运动会，跨栏、越野跑样样拿手，还是清华足球队的球星呢。

　　“别看我年纪大，兴趣可还很广，我眼下正在写一篇关于魔方的文章。”看着他那种自得的样子，就像一位童心未泯、喜欢和年轻人拉呱的邻家老爷爷。

　　临走，他把自己著述的一本《八十自述》送给我，并一笔一划地题上“杨丽同志留念。钱伟长敬赠。2000年8月27日。”这本书，我珍藏至今。

　　敢想敢做，

　　做改革的急先锋

　　和钱老谈话是相当有意思而且富有挑战性的，因为他的思路并不以采访的问题为转移。他话题间的跳跃相当快，从教学行政心得到国民经济见地，涉猎之广，令人惊讶而倾羡。他畅谈他的大学观，“要推倒四堵墙，推倒学校和社会之间的墙，推倒校内各系科、各专业、各部门之间的墙，推倒教育与科研之间的墙，推倒教与学之间的墙”；他纵论他的科学观，“学科要交叉，科学家的知识面一定要宽，院士要关心各个领域里的最新动态，给年轻人做榜样”。

　　一般的人只知道钱老的学者身份，却不知他在很多领域，甚至是国家重大政策调整的关键时刻，充当了先锋者、宣传者。大概是因为钱伟长在科学上取得的成功和快乐，都是从敢想、敢做开始的，所以他不但在科学问题上，而且在社会问题上也常常标新立异，发表与众不同的见解。

　　早在1978年，他响应党中央“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号召，首次在安阳市作了《关于实现四个现代化问题》的报告，此后5年间分别在全国（除了青海和西藏外）各省、市、自治区180个城市作了内容大体相同的报告，听讲人数约30余万众。

　　1983年，他第一次和费孝通等去长江三角洲考察了乡镇企业后，一下子就意识到乡镇企业在发展农村经济中的作用，此后多年不断地向全国推广这里的经验。为提高农村经济发展的档次，他还在长江三角洲上扶持起了一所“农民办的大学”。用他自己的话说，“我在这15年，到处向地方当局出主意，向农民出主意，力图使主意切实可行……事关富民，一贯积极从事，乐此不疲。”

　　９０年代初，钱伟长又在全国率先推行学分制，刚开始时压力重重，后来在几年内竟风行全国。凭借这种求实创新的教育改革和独特的教育理念，上海大学教育质量逐年提升，成为全国百所重点建设的高校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