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重要的“中国情景”是，地方政府与产生负外部性的企业利益一致，面对此类损害行为，政府管辖下的执法部门往往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经济学家庇古想得很美：对那些具有负外部性的经济活动征税。这便是后来经济界所说的“庇古税”（Pigovian tax）的由来。按照他的推论，若对那些具有负外部性经济活动的实施者课税，则可起到“一石二鸟”的效果：一则可抑制此类负外部性活动本身的强度；二则，所征税收可用以补偿招致负外部性祸害一方的损失，维护社会公正。按照推论，可借助“庇古税”干预的负外部性较强的经济活动，包括了污染环境、扰民噪音、侵占或破坏共享资源等等活动。此类损害靠市场自身是无法矫正的，非得靠政府干预不可。

　　“庇古税”的建言及其制度设计很实在，按照时下的说法，就是“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在大多数市场经济国家的实践也是屡试不爽的，当然现实实施中其内涵也大大超出了征税一项。除了课税、罚款而外，最重要的一个内涵便是对受损一方的赔偿。这方面发达国家最近最具影响意义的例子，要数美国对墨西哥湾漏油事件的处理了。美国政府迫使BP建立了一项200亿美元的赔偿基金，专项用于赔偿遭受漏油事件损害的居民和企业。这还不包括国会催促政府将要征收的巨额罚款。按照近乎众口一词的议案，美国政府将对BP漏入海中的石油，每桶征收1000到3000美元的罚款。据估计，长达3个月的漏油总量大约500万桶，即使按照每桶1000美元的罚金计算，也意味着罚款高达50亿美元！加上BP为清除海面油污所花费用——超过60亿美元，总费用将高得吓人。亏得是BP这样家底丰厚的“巨无霸”企业，换个小点的公司，非得倾家荡产不可。相信这一切，都具有巨大的威慑作用。可视为“庇古税”的有效实践。

　　随着经济转型的推进，“庇古税”机制的中国实践事实上也有些年头了。然而就其效果来看，并不理想，多数情形遭遇尴尬。作为一个制度转型的经济体，我国现实制度环境明显不同于一般市场经济国家，有一些中国独有的“情景”，置此种机制于尴尬境地。一个重要的“中国情景”是，地方政府与产生负外部性的企业利益一致，面对此类损害行为，政府管辖下的执法部门往往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由此我们看到的情形是，一条河流污染了，养鱼户、菜农乃至周边居民深受其害，但环保执法部门往往视而不见。只有高级别的媒体曝光了，高级别的行政部门打招呼了，才可能有些实质性动作。还有一种“中国独情景”：负外部性的制造者本身就属于“高行政级别”的机构，即便对周边居民造成再大的损害，当地执法部门也往往爱莫能助，原因很简单，其“行政级别”低，“说不上话”，因而也就“管不着”了。

　　我这里随手可拈来两例：一例发生在东部一座名城，一家“上级单位”建房，顺道圈占了公共河堤，断了周边居民休闲散步的路径。反映给当地政府监管部门，得到的答复是，那是“上级单位”的工程，地方政府管不了！后来当地政府倒想了个“两全其美”的法子：沿着“上级单位”围墙自河床筑起一条通道，供周边居民“穿行”。想想单是这项工程，要耗费多少公帑？另一例是前不久去西部调研所闻所见：一个水资源并不富裕的地区，建了一座国有大企业，抽干了地下水，导致了区域水资源的近乎枯竭。老百姓去反映、投诉，地方政府干脆一个态度：置之不理。原因是两重的：一是，该厂系“国字号”的，地方政府管不了；另一是，该厂虽使农民受损，但却使地方财政收入大增。

　　退一步讲，即便真的诉诸“庇古税”机制，但面对此类负外部性强的行为，政府所能做的，也不过仅对实施者征税、罚款，而鲜有迫其对受损害者赔偿的。这方面的案例最具轰动效应的，要数前几年云南阳宗海污染事件了。这座秀美的高原湖泊被周边某企业变成了“砒霜湖”，断了许多居民和经营者的生路，政府所能做的，除了大呼“令人痛心疾首”、“严惩肇事者”而外，经济措施充其量也就是罚款了事。污染最大的受害者，亦即当地渔民、餐饮和旅游业经营者，显然并未获得任何赔偿。

　　客观地来看，“庇古税”实践遭遇尴尬所损害的，实际上是政府公信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