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观点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即使是观念前卫的学界也不例外。前不久一个会议上，笔者提出浙江相当部分县级市已成为城市经济，不能再理解为是“县域经济”，没想到遭来学界同仁的齐声反对。

　　试看今日浙江环杭州湾等区域，传统“三农”已经消失或正处于快速消失中。唯以农耕为生的农民少之又少，不复有阡陌纵横的广阔田野，不再有封闭狭隘的村落社会。就连农业也早已不再是纯粹的产业功能，而是具有生态、景观、社保等综合功能。浙江农村正在日益加速其整体的现代化和都市化过程，相当部分的“县域经济”早已是名副其实的城市经济。

　　浙江农村产业结构早已不再姓“农”。2009年，在浙江省农民总收入中，农业收入仅占13.1%，非农收入高达86.9%。浙江工业有相当一部分分布于中心镇和中心村，工业是这些镇村的主导产业。

　　浙江农村空间结构也并不完全姓“农”。农村道路密度一天天提高，城镇建设日新月异。不再是村子被田野包围，而是田野被村子包围。普通公路相当部分已街道化，屋厦相连，行人众多，百业繁忙。典型的如杭州滨江区至萧山经绍兴、上虞、余姚和慈溪120余公里长的区域，俨然是具有相当纵深的带状城市。人口密度增加是都市化的基本标志。早在1993年，绍兴县25个乡镇中，有8个乡镇每平方公里人口密度高于1000人，最高的华舍镇1488人，现在这些镇的人口密度恐怕已超过3000人，欧美都市化地区的人口密度也不过1000人左右。

　　浙江农村地区社会结构已具有高度开放特征。昔日封闭的村落，正在大量接受外来投资。大量村民外出经商打工，又有大量外地人口进入当地。利益层次丰富，代际升级加快。教育、卫生水平大大提高，科学知识高度普及，居民生活方式与城里人毫无二致。

　　浙江现代化和城市化具有高度独特性，是一种全地域整体推进的格局。这里有三方面原因：一是人口高度密集，二是相邻于世界级大都市上海，三是处于沿海地区。人口高度密集导致一个较小区域也能具有规模经济，形成收益递增较强的持续较快发展；上海则是一个强大的发展引擎，推动单核格局转变为多核格局，区域发展能力快速提高；处于滨海地区则扩大了要素来源，有利于形成便捷的、世界性的多重物流体系，进一步降低区域发展的交易成本。

　　所以即使在现代经济增长早期的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江浙农村地区就已经开始了非农化进程。费孝通先生的江村调查，对此作了深入而具体的描述。而在茅盾、夏衍等的作品中，可以进一步看到，从那个时候甚至更早，江浙农村就已深深卷入了全球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之中。社会学家和文学家在理解经济现象方面，并不逊色于经济学家。

　　这样一个正在快速变迁的现代化、都市化区域，亟需突破“县域经济”的樊篱，不然将会带来一系列混乱。首先是治理结构混乱，浙江的县级市已成为市场经济的空间竞争实体，但在治理结构上，仍受制于另一个同样也是竞争实体的所谓地级市的管辖，导致竞争秩序混乱。其次是治理方式混乱，还在采用传统农村的治理方式，基层自治和社区建设均较弱。第三是空间格局混乱，难以整体地集聚集约利用土地资源，导致城市、村落和农居形态，以及路网布局和城乡空间结构，都存在着一系列问题。

　　在浙江的环杭州湾等区域，无论是被称之为“县域”，还是被称之为设区市的地方，空间上是一体的，经济上是整体的，发展方式和运行机制本质上是一致的，实际运行并不存在“县域经济”这样独立的差别系统。请问，慈溪市经济运行，难道就真的与宁波市区的经济运行具有本质区别吗？

　　最后需说一句的是，对于其他一些经济欠发达、城市化水平或人口密度较低区域，“县域经济”概念应该还将长期被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