限价帮了控制CPI数字的忙，进而有着稳定大众情绪的社会效应。然而与任何事物一样，有利必有弊，限价也是有成本的。

　　限价的成本

　　近期公布的2011年4月份CPI，再一次超出了“主流”的预期。一个月前当上一期CPI数据超预期出炉之时，财经界的主流预期是：“下个月物价会回落的”。然而“下个月”数据真的出来后，发现仅比上个月小了0.1个百分点。如此小的落差，多半可归入统计误差——“正常的统计误差”之列。除了正常的统计误差，在我们的体制环境下，实际上还存在“非正常”的统计误差。此类误差生成的最著名同时也为各方心知肚明的重要机理，可称为“投上所好”机理。

　　然而这仅仅是统计本身的问题，无须过多诟病。我这里想要提请决策层留意的，则是近期市场上显现的一些怪现象。其中两个现象最值得关注：一个是某些商品与服务的“瘦身”显现。虽然媒体爆出的仅是方便面和饮料等“非主流”食品，外加部分日化产品，但也折射了一种暗流的扩散。建筑界的朋友说，某些建材以次充好现象加剧。而我的学生们则说，学校食堂未曾涨价的鲜肉包，里面的馅儿早就“瘦身”了。“瘦身”意味着商品或服务的“性价比”的下降，也就意味着实际价格的上涨。

　　另一个是货品短缺导致的排队。这方面，柴油、电煤当是最为典型的案例。虽然柴油没涨多少价，但大货车司机得排大队，以前排一次队即可加满一箱油，而今得排几次队，换好几个地方去加。排队所耗成本有时比之涨价还大。与此相似，虽然电煤没让涨价，但电厂与一些地方政府为搞到“电煤”，得不停地奔波，协调各种关系，这也要花成本。如若考虑到诸如此类的成本，则无异于涨价。

　　此类现象何以产生？限价帮了控制CPI数字的忙，进而有着稳定大众情绪的社会效应。然而与任何事物一样，有利必有弊，限价也是有成本的。最大的同时最恶的成本要数“道德成本”了。所谓道德成本，就是商家与社会为限价付出的德行。什么德行？就是诚信。别的不说，单就前面列举的商品“瘦身”而言，实际上是助长了商家弄虚作假行为，也就是诚信的付出。

　　不仅如此，限价实际上是把难题推后了，导致了潜在涨价因素的集聚。何为潜在涨价因素？就是那些原本应该涨价而被人为压制着的涨价因素。这方面最要命的还是电价。这是自“前危机”以来的一个老大难问题。从“前危机”期起，就形成了“计划电”与“市场煤”反复博弈的格局。煤炭价格节节攀升，电价虽也跟着上涨过，但总赶不上“市场煤”价格反应快。而几次拟议的涨价也迫于“物价形势”的严峻，一再给搁置了。到了“后危机”期，这两个上下游彼此衔接产业的体制差距拉得更大了：煤炭业经产煤大区地方政府的“重组干预”，垄断趋于强化，行业联合定价权渐增。而电力行业的计划管制丝毫未动，管理层的铺排与高福利愈演愈烈，其结果无疑是收益成本缺口大增。最新数据显示，2011年1季度煤价上升了将近4%，火电利润同比下降了40%以上。

　　我们清楚，电力是现代产业与现代消费的最重要的基础能源之一，其价格具有层层传导的效应，一旦上涨，会沿着“产业链”下传，或导致普遍的成本与物价上涨。而在下游产业未见明显升级迹象的背景下，电力涨价的链条效应切不可低估。

　　然而这还不算完，接下去更加要命的事情是：限价导致的潜在涨价因子，多半可能要遭遇“输入式通货膨胀”助力了。目前美国和欧盟经济复苏面在扩大，日本的重建已经拉开序幕，三大工业化经济体同步增长态势已经开始显露，全球战略性资源价格或将恢复“前危机”期的涨势。而一旦这些资源的价格恢复增长，则输入式通货膨胀便不可避免。潜在的内生性通胀一旦遇到输入式通货膨胀助力，要控制就更难了。不考虑别的，仅仅考虑一下理顺“煤电价格”，其通胀效应或可与上世纪“闯物价关”效应相提并论。这一点提请决策层务必留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