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以为判断一个经济体是否面临为其实际增长率与潜在增长率之差与物价水平的倒挂程度。

　　“后危机”以来财经界一直有个预期，这便是经济滞涨。这个预期最初是针对美国经济提出的，后拓至中国。“滞涨说”的根据是，从美国到中国，迅速走出此次危机主要靠了大力度的刺激政策，给经济系统中注入了巨量的货币，这埋下了通货膨胀的基础隐患。一旦通胀提前袭来，刺激性政策将被迫撤出，经济增长将会因失去流动性能量而突然下滑，高物价与低增长将不期而遇，此所谓滞涨。现在回过头来看，直到去年年底，由于美国经济一直面临通缩威胁，中国物价指数似乎“可控”，“滞涨说”一度降音，近期随着中国CPI的“名稳”实升，美国由“准通缩”转入“准通胀”，滞涨说再次升调。且认为美国经济将率先坠入滞涨泥潭。

　　不错，就近期中美经济比较而言，都有些滑向滞涨深渊的迹象，其中美国经济滞涨的“疑似”程度似乎要高些。疑似的根据至少有二：一个是经济增速与物价指数“倒挂”态势初显。2011年1季度经济增速跌落到了1.8%，CPI高于2.8%，四月份攀至3.2%，物价明显高于经济增速，“倒挂”态势露头。另一个是经济增速低于2%的“临界”低点。经济学家们基于上世纪70年代欧美经济滞涨经历的大量经验研究证明，判断一个经济体是否滞涨的标记，一个就是物价与经济增速是否“倒挂”，另一个就是增速低于2%至3%这个底线。如若按照这两个指标衡量，美国经济似乎已经处在滞涨之中了，相比较来看，中国似乎距离滞涨远些。因为直到最近的“数据时段”，中国经济增速不仅依然高于物价，而且远高于2%至3%这个经济停滞的底线。

　　然而且慢，这样比较实际上是错的！出错的原因在于判定滞涨“临界增长率”指标的选择上。客观地说，经济学家们提出的2%至3%这个标准并非绝对指标，而是个相对指标，是指一个经济体所须达到的增长“底线”水平。这个水平的高低并不是绝对的，而多半取决于该经济体的潜在增长率。什么是潜在增长率？就是一个经济体在现有技术与物质投入要素供给条件下所应达到的增长率，最简化的意义上就是一个经济体实现劳动力大体上“充分就业”的增长率。这个潜在增长率在不同发展阶段经济体之间的水平是不同的。中美经济处在截然不同的发展阶段。美国是个“后工业社会”，中国是个工业化与城市化都未曾完成的社会。一般认为，美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在3%至3.5%之间。多数测算认为，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在8%至11%之间，低于8%就难以解决就业问题。我以为判断一个经济体是否面临滞涨的“倒挂指标”，应为其实际增长率与潜在增长率之差与物价水平的倒挂程度，而非实际增长率与物价水平的倒挂程度。这个倒挂程度越大，滞涨的可能性与现实性就越大。

　　具体就目前中美两国的数据来看，美国经济实际增长率（2%左右）与其潜在增长率底线（3%）仅差1个百分点，中国经济实际增速或已跌破9%而向潜在增长率底线（8%）靠近。若与各自的物价水平相比，前者的“倒挂”幅度1个多百分点，后者的“倒挂”幅度超过接近5个百分点，其中物价还借助了政府限价。若以这个视点来看，目前中国滞涨的概率，当远高于美国。

　　不仅如此，就历史与现实的比较来判断，目前中国接近面临滞涨的威胁也远大于美国。战后西方工业化国家简短的“滞涨史”显示，滞涨至少可归入两个背景情景：一个是持续的财政扩张政策，这是凯恩斯主义“反周期”政策的传统；另一个是工资只升不降且与物价形成轮番上涨态势，这与劳工组织加薪诉求的活跃直接联系在一起。若以这两个“历史印迹”反观中美目前的经济，则不难发现，中国目前的情形比之美国与历史似乎更像些：此次反危机，美联储掌控的货币政策动作最大且最为持久，财政政策则见好就收。中国则相反，以“中式凯恩斯主义”财政政策打头阵并“持之以恒”地扩张；近期美国工薪阶层关注保工作位置甚于加薪诉求，中国则已涌起加薪浪潮，进而还有“低保”及工资与物价挂钩的呼声。诸此种种，多半都在酝酿物价与工资轮番上升“机制”，接下来的滞涨威胁要远大于美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