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房花红

　　傍晚接到苏家铭从杭州打来的电话，说正要去吃饭。

　　我问他：“你是不是又长胖了？”

　　他在电话那头呵呵地笑起来，回答我说：“反正我最近吃得挺好的。”

　　如果不是早已彼此熟悉，此刻他的笑声一定会让我没有办法把这个男孩和在报纸上看到的那个苏家铭联系起来。认识他之前，我只知道他是浙江工业大学之江学院的学生，“花儿基金”的发起人和负责人，纪录片《花儿哪里去了》的导演。

　　2009年秋，当时还在读大三的苏家铭从网上得知山西原平市楼板寨西庄村一对名叫陈天文和郭改然的夫妇在22年的时间里先后抚养了39个残疾弃婴，直觉告诉他，这是毕业作品的好素材。于是，在之后一年多的时间里，他多次远赴山西，和这个特殊的家庭同吃同住，完成了纪录片《花儿哪里去了》。今年6月，该记录片荣获上海国际电影节手机单元“最佳影片”以及“最佳纪录片”两项大奖。

　　纪录片的成功从未让苏家铭的目光离开过这对善良的夫妇和他们抚养的孩子们。今年 4月，陈天文大叔在一次和苏家铭的通话中提到，家里的房子年久失修，到了雨季就“滴滴答答”漏个不停。大叔拉家常似的随口一说让苏家铭萌生了给这家人换一幢新房子的念头。只是，对于当时尚未毕业的苏家铭来说，向社会爱心人士募捐是唯一筹集资金的途径。

　　于是，2011年5月12日，花儿基金微博正式开通，“花房计划”正式启动。苏家铭自己就捐出了纪录片获奖的全部奖金——3600美元。他还为花儿基金定了三条原则：一是百分之百实名制，每一分捐款都在微博上公布；二是零管理费，每一分钱都用在孩子们身上；三是每一项支出都要在微博上公开。

　　有时候我会想，如果不是“花房计划”，我的青春是否会和苏家铭的青春产生这样的交集？

　　我至今清楚地记得第一次见面的每一个细节，记得那个8月的午后，我们相约在复兴路北口的中国银行见面，记得苏家铭穿着黑色T恤出现时脸上好看的笑容。当时，我仅仅是感动于新闻报道里苏家铭和花儿们的故事，带着自己的奖学金，和妈妈一起去给花儿基金捐款。

　　那天捐款结束，苏家铭按照花儿基金程序把我的照片和捐款数额上传微博后，就坐下来和我们聊起基金的现状。他说“花房计划”22万的目标只完成了13万，目前捐款的数额上升缓慢。我想，也许就是这句话，让我和妈妈萌生了成为花儿团队一份子的想法。

　　于是，在那个夏天的尾巴上，我和妈妈——现在队员和花儿们都喊她“钱妈”，而我竟然也习惯跟着大家叫她“钱妈”了——加入了花儿基金，成为团队的志愿者。在这里，除了苏家铭，我还遇见了徐谦、朱丽娜、来飞翔、孔晨辰这些好朋友。

花房梦圆

　　所有人的“花房梦”，是在今年国庆节实现的。

　　在这次山西行之前，我就已经认识了温州女孩徐谦。这个喜欢把我叫做“舒杨姐姐”的女孩比我更早加入团队，之前，花儿基金捐款的接收、信息核对和微博发布等繁琐的工作，基本都是由她来做。这趟去山西，是徐谦第一次坐火车，第一次出浙江省。她笑言：“舒杨姐姐，你看我把那么多第一次都献给了花房计划呢。”

　　而来飞翔和朱丽娜，是这次去山西时在杭州火车站才第一次见到他们，因为他们加入花儿团队稍晚一些。完成花房计划后，我和苏家铭曾经谈起过他们，我说：“你是上哪儿去挖来这两个高人的？”苏家铭笑着说：“真的是好运气。”

　　那天上火车前，我注意到来飞翔的行李是所有人之中最多的。一方面，是因为他是摄影爱好者，每逢出门都带着全套设备；另一方面，他有一个劳心的妈妈。来飞翔自己是这么说的：“我妈说，山西冷，让我把外套全都带上。”我们后来都非常感谢飞翔妈妈，因为北方昼夜温差极大，我们在山西的几天里，除了钱妈，每个人都穿着飞翔带的外套御寒。

　　宁波女孩朱丽娜也是第一次离开浙江省，夜幕没有掩饰住那天晚上她的兴奋。她跟着徐谦叫我“舒杨姐姐”。我也没有客气，笑嘻嘻地就应了一声：“真乖。”

　　尽管孔晨辰的身份是带队老师，但事实上，这个老师生于1988年，仅仅比苏家铭大了一岁。他和我们一样，都是吃着咪咪虾条，看着奥特曼打小怪兽长大的。于是，一路上也没有人把他当老师。我们肆无忌惮地捏他的脸，捶他的腿，把他叫做“孔包子”。

　　从杭州到山西原平市楼板寨西庄村，乘火车、坐汽车，路上总共花了25个多小时。

　　我们是在9月29日深夜到大叔大妈家的。一进屋子，小旦和偶偶就拉住了朱丽娜和徐谦，而来飞翔则坐在大虎的炕前，搂着大虎。不会说话、全身瘫痪的大虎用清澈的目光和真诚的笑容与飞翔做着心与心的交流。

　　当晚，大叔大妈安排我们住进花房，男男女女共处一室。大家并没有觉得有任何不妥。房子里没有热水，所以连洗头洗澡都成了奢望——头两天还有人觉得不太舒服，但后来，所有人都忘了自己已经很久没有洗澡这回事了。匆匆用冷水擦把脸，脱了外套，我们就这么穿着牛仔裤，和衣钻进被窝。睡觉前，来飞翔忽然说了一句：“院子里的星星真美。”

　　真的，从花房的窗户看出去，院子里的星星美丽异常。空气里，依稀可以闻到远处飘来的清甜的苹果香。

　　于是这一夜，伴随着某个至今尚未查明的男孩的鼾声，我们睡得异常香甜。

　　次日一早我们就起床了。这一天我们的任务是给孩子们擦身，剪指甲，让他们干干净净住进新家。当然，并不是每一个小孩子都容易“对付”的：一向怕生的新月一直躲在炕上，不让任何人抱她，最后，我们连哄带骗，用了“美男计”才把她骗到院子里给她洗了脸；拖着鼻涕的爱民、爱善喜欢到处乱跑，手擦了一半就跑得没影了，最后，我们是好几个人一起才把他俩“制服”的。有经验的钱妈给孩子们擦身体，朱丽娜和孔老师给孩子们剪指甲，其他人做辅助工作：帮忙“抓住”调皮的孩子，或是陪他们玩。

　　这一天，苏家铭和来飞翔用摄像机和照相机定格了很多温暖的画面：朱丽娜捧着偶偶小小的手，眼神专注而怜爱；孩子们靠在苏家铭的肩头坐在老屋外的院子里，临近中午时分，阳光格外明媚……

花房未来

　　西庄村里有一条宁静的乡间小路，连接着花房和大叔大妈家的老房子。我们在西庄村留下的照片，有很多是以这条洒满阳光的小路为背景的：有时是我们抱着被褥，有时是我们搬着桌椅，当然更多的时候是我们抱着孩子。我非常喜欢这样的午后：那是在花房搬迁典礼的前一天，我和来飞翔、孔老师三个人分别用手推车推着小旦、偶偶、楞楞回家休息，孩子兴奋地咿呀咿呀地叫着，我们三个却默契地没有说话。而路，就这么静静地走下去……

　　搬迁花房的前夜，我们在院子里做搬迁前的最后准备。气温骤降，但我们并未感到寒冷。原以为这会是一个感慨万千的晚上，但事实上，挂横幅、贴对联、买鞭炮等繁琐的工作让我们无暇去回忆近半年以来我们为了圆“花房梦”所付出的所有欢笑与泪水。

　　我想很多年以后，我们中间的每一个人，都还会想起苏家铭把花房正式交给大叔大妈的那一刻，大妈抱着苏家铭泪流满面的画面。我们一起默默地站在阳光下，看着大妈像孩子一样地哭泣，而又微笑，看着苏家铭安慰大妈时脸上的那种温情。

　　孔老师抱着楞楞躺在花房的卧室大床上，对他说：“以后这就是你家了，开不开心？”楞楞的脸上就绽开了一个非常可爱的笑容。这一幕，也被相机捕捉下来，后来被我们几个评为“最具父爱光芒的照片”。

　　朱丽娜和徐谦陪着孩子们在院子里吹泡泡，每一个升到空中的泡泡都会引起孩子们的一阵欢呼。

　　搬迁那天的午饭非常丰盛，大叔大妈拿出了最好的东西招待我们。饭吃到一半的时候，大叔大妈家的二儿子——我们都叫他二哥——端着一杯白酒走到苏家铭面前。二哥拍着苏家铭的肩膀，只说了“兄弟”两个字就哽咽了……而不胜酒力的苏家铭拿起面前的杯子一口就喝干了。刚才眼眶里还充满泪水的二哥顿时笑得无比灿烂。“你们下次再来，”二哥对我们说，“到时候我带你们去村口游泳抓鱼，鱼抓上来用油炸了就能吃。”

　　不过，许是因为吃得太凶，当天晚上所有人都拉了肚子，带去的止泻药被一抢而空。

　　“花房计划”完成后，我们接下来就开始“花儿康复计划”——给孩子们进行系统的医疗诊断和治疗。我们经常会在“花儿——我们的事业”的QQ群里商量这个计划和花儿基金的发展。我们也会谈到山西的孩子们，谈起在摄影方面颇有天赋的小旦，谈起感情无比细腻的大虎。

　　苏家铭曾在《花儿哪里去了》的介绍中写道：“风中摇曳的满山梨花，会给这个家庭带去春天的信息吗？”

　　我一直在想，一定会有这么一天，我们会和苏家铭一起看到这个家庭的春暖花开和这个世界的春暖花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