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伟

　　经济减速原本是预料中的事，但近来发布的数据显示，中国经济减速似乎快了点儿，“增速”不仅跌破了多年以来所力保的“底线”，而且接近年初确定的年度底线。

　　面对经济超预期的减速，面对目前以及“后危机”时段可以预见的国内外经济大势综合判断，中短期内政府能做且必须做的，依然是盯牢增长目标，把保持经济平稳增长置于重要地位。原因很简单，增长就有希望，负增长就会带来大麻烦——这对任何经济体都一样，对中国这样一个工业化与制度转型都未完成的经济体则尤其重要，“稳增长”无疑须全力以赴。

　　但“稳增长”不可变为保增长。政府政策应致力于保持经济波动的平稳性，防止大起大落引发震荡，而非不计成本地死保GDP数字。为此必须得有增长的成本意识。什么是经济增长的成本？西方发达市场经济国家主要盯住通胀率。一般情形下，只要通胀无忧，便会以宽松的宏观经济政策刺激经济增长，在高增长与低通胀之间寻找平衡，这便是经济学家们所说的“低通货膨胀代价的经济增长”。

　　这也是时下美联储继续实施宽松货币政策的逻辑。传统上，美联储只盯住通胀目标，把通胀作为货币政策从紧抑或从松的操作“航标”，把增长置于通胀之前。因为连续的宽松政策并未导致通胀抬头，经济系统第一位的问题是增速过低，失业率过高。这在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的确有效。

　　中国则不同，最大的不同是社会经济发展层次低下，社会问题众多，需要破解经济社会的问题要宽泛得多，因而不能简单地模仿美联储那样的做法，把通胀率作为政策松紧转换操作指南。除了通货膨胀，还须考虑别的增长成本，目前最值得关注的增长成本至少有两个：一个是环境成本，再也不能任其破坏。另一个是贫富差距，其中房价已成为拉大收入分配的“助推器”。此外，还须关注政策的资源配置效率效应。上一轮刺激政策导致了资源配置效率的某种置换，一定程度上抑制了高效率的非公经济扩张。民企融资难和民间资本投资狭窄化，即为这种效率置换后的遗患。

　　因此，即便“稳增长”，亦有可做与不可做的政策措施之分。目前最应该做的是改善消费环境，激励消费与国内市场扩张。刚刚结束的“名义通胀”（CPI）高企时段，消费者为消费环境所痛，有钱也不敢放心去消费国货。现在趁着CPI回落，卖方市场竞争激烈化的形势，治理消费环境有了刚性约束。政府若能乘势介入，将其纳入转变增长方式的重要战略而大做特做，则无疑有助于强化国内消费需求。可以预期的是，以中国超过日本十倍的消费人口，随着消费环境的改善而启动的消费需求，其推动力将不亚于出口增量。

　　对于政府而言，“稳增长”不可做的至少有三：其一是不可沿袭反金融危机的旧法，片面依赖投资，而须以加快金融及资产所有权等方面的制度改革为突破口，推动民间与非政府经济部门投资，把上一轮刺激导致的效率置换过来。其二是不可打房地产调控政策的主意。房地产调控政策丝毫不能松动，一松动不仅将致此项政策的前功尽弃与政府失信于民，而且将促使实体产业资本再次涌向这个产业内的虚拟行业。其三是不可取财富破坏型做法。尤其应禁止地方政府借助反复折腾马路、反复拆迁创造GDP的做法。而应取财富叠加型做法——在原有资产之上加上新的。

　　（作者为浙江大学教授、浙江大学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