溯源浙江 问道钱塘

　　今天的浙江省域，历史上1000余年基本上以钱塘江为界而分属分治。直到明洪武十四年，始形成浙江省行政区，且自此以后作为省级行政区始终保持着长期稳定的局面。对于这一历史现象，浙江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历史学博士周祝伟先生从地理、经济、政治等诸方面着手，通过深入的历史考察和分析，指出浙江省行政区雏形萌芽于中唐时期。并认为明初的设置和定型，顺应了浙江区域历史发展的内在要求，同时也是中唐以来浙江行政区雏形发展的历史必然。

江畔何人初见月

　　《史记·货殖列传》说：“楚越之地，地广人希。”《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秦始皇二十六年，“分天下以为三十六郡”。当时所设置的会稽郡（治吴县，即今苏州市），管辖地域极为辽阔，大致囊括了今江苏省长江以南部分、上海市以及浙江省宁波、绍兴、金华、衢州以北地区。今天的浙江省台州、温州、丽水一带，当时则属于闽中郡地域。秦末闽中郡废置后，则不仅台州、温州、丽水隶属会稽郡，甚至福建全境亦归会稽郡所辖。根据《中国历史地图集》，当时会稽一郡，几乎相当于今江苏、浙江、福建、上海三省一市之地域。这种局面，直到东汉永建四年（129年）才发生了变化。是年，时任会稽郡阳羡令的周喜（一作嘉）上书，“以吴、越二国，周旋一万一千里，以浙江山川险绝，求得分置”，遂分原会稽郡浙江以西地域为吴郡，以原会稽郡郡治吴县为吴郡郡治；而以浙江以东地域为会稽郡，以山阴县为会稽郡郡治，形成了以浙江为界，吴郡、会稽郡分立的行政格局。

　　自东汉末期开始，尤其是三国东吴时期，今浙江省地域范围内的行政区划析置和分化加剧，促进了今浙江省境外围地域的逐渐剥离。这一剥离的过程，大致在今省境的北部、西部、南部三个方向进行，其中南部最早完成，西部最为复杂，而北部的剥离则最迟告成。省境的南部，原即为秦闽中郡地，在地理上与今浙江省地域之间为崇山峻岭所阻隔，具有相对的独立性。永安三年（260年），以会稽南部为建安郡，治建安。建安郡的析置，使闽江流域在行政区划上与今浙江境内的瓯江流域分离出来，从而完成了浙江政区南部外围地域的剥离。

　　在太湖南岸西境。东汉中平二年（185年），分故鄣县南置安吉县，又分立原乡县。三国吴宝鼎元年（266年），孙吴政权以“今吴郡阳羡、永安、余杭、临水，及丹阳故鄣、安吉、原乡、於潜诸县地势水流之便，悉注乌程，既宜立郡以镇山越，且以藩卫明陵，奉承大祭”为由，分吴、丹阳二郡之九县为吴兴郡，治乌程。吴兴郡的建立，使太湖南岸东、西苕溪流域从吴郡和丹阳郡中分离了出来。晋永兴元年（304年），割吴兴之阳羡并长城县之北乡置义乡、国山、临津并阳羡四县，又分丹阳之永世置平陵，及永世，凡六县，立义兴郡。隋开皇九年（589年），废义兴郡为义兴县，自此之后义兴县归于常州所辖。至此，今湖州地域基本上与今江苏省境完成了切割。

　　在新安江上游地区。东汉建安十三年（208年），分丹阳郡歙县为始新、新定、黎阳、休阳四县，合黟、歙二县，凡六县，置新都郡，治始新（故址在今淳安县威坪镇）。次年，新筑郡治贺城，始新县治随迁郡治之东附廓。新都郡之始新、新定两县地，今属浙江省；歙、黟、黎阳、休阳等4县地，今属安徽省。晋太康元年（280年），吴为晋所灭，新都郡更名为新安郡，所属新定县改为遂安县，海阳县改为海宁县。南朝宋孝武帝大明八年（464年），并黎阳县入海宁县，时新安郡领五县，即：歙、黟、海宁、遂安和始新。南朝梁武帝普通三年（522年），将原属吴郡管辖的寿昌县（即原浙江省寿昌县，今属浙江省建德市），划归新安郡，新安郡从此复领六县，即海宁、始新、遂安、寿昌、歙和黟。梁武帝承圣二年（553年），将原新安郡一分为二，遂安、始新、寿昌三县仍属新安郡；将原并于海宁的黎阳重新划出，复为二县，加上歙、黟共四县，由新建之新宁郡管辖，治海宁，与原新安郡并属扬州。南朝陈文帝天嘉三年（562年），再次将黎阳县并入海宁县，复将新宁郡并入新安郡，领歙、黟、海宁、始新、遂安和寿昌共六县，隶属东扬州。隋开皇九年（589年），废新安郡，析新安县置睦州，后又改为遂安郡。唐武德四年，改郡为州，取“俗阜人和，内外辑睦”为义，名睦州。万岁通天二年（697年），又自新安东移一百六十五里，理建德。《元和郡县志》载，睦州辖建德、桐庐、遂安、清溪、分水、寿昌六县。至此，新安江上游地区也完成了与安徽省境的剥离。

　　在太湖南岸东境。早在三国吴黄武五年（226年），因丹阳、吴、会稽山民为乱，孙权曾分三郡“恶地”十县置东安郡，郡治富春，以全琮领太守。但至黄武七年，东安郡即罢废。梁太清三年（549年）六月，分吴郡海盐、胥浦二县置武原郡。十一月，以钱唐县为临江郡、富阳县为富春郡。陈武帝永定二年（558年），割吴郡盐官、海盐、前京三县置海宁郡。陈祯明元年（587年），割吴郡钱唐县为钱唐郡，领钱唐、富阳、新城三县。其时所置的这些郡，均旋置旋废。隋开皇九年，置杭州，州治余杭县，统县钱唐（新城县省入）、绥安、盐官、余杭四县。次年，州治由余杭移至钱唐。天宝十载，析嘉兴、海盐、昆山三县置华亭县。后晋天福三年（938年），升嘉兴县为秀州，“以嘉兴、崇德、华亭三县隶焉”。

　　在钱塘江南岸即浙江以东地区。三国吴太平二年（256年），以会稽东部为临海郡，治章安。三国吴宝鼎元年，分会稽郡为东阳郡。晋明帝太宁元年（323年），分临海郡立永嘉郡，统永宁、安固、松阳、横阳等四县。武德四年，于婺州信安县置衢州，七年废。垂拱二年，分婺州之信安县、龙丘置衢州（信安郡）。高宗上元二年（675年），于永嘉县置温州。开元二十六年，析越州之鄮县置明州（余姚郡）。

　　经过以上一系列的析置、分化，至后晋天福三年，在浙江以西、太湖以南地区主要从原来的吴郡逐渐分离独立而形成了杭州（余杭郡）、睦州、湖州（吴兴郡）、秀州等4个州郡级行政区；在浙江以东从原来的会稽郡中逐渐分离出了越州（会稽郡）、台州（临海郡）、婺州（东阳郡）、衢州（信安郡）、明州（余姚郡）、处州（缙云郡）、温州（永嘉郡）等7个州郡级行政区。

江月何年初照人

　　在今天浙江省行政区的历史形成过程中，迅速崛起的杭州发挥了至为重要的整合功能。在杭州崛起以前，今浙江省地域基本上分属于以吴郡郡治吴县为中心和以会稽郡郡治山阴县为中心的两大经济区，即钱塘江以北的杭嘉湖地区主要依附于以吴县为中心的经济区，钱塘江以南的宁、绍、金、衢、台、温、丽等地区，则主要依附于以山阴县为中心的经济区。而介于两大经济区之间的杭州的崛起，使得这两大经济区的相邻区域另行整合为一个行政区成为可能。

　　杭州原为山中蕞尔小县——钱唐县，由于地处钱塘江南北两大经济区要冲，扼钱塘江南北两岸交通之咽喉，自三国两晋南朝以来，经济逐渐发展，地位日益提升。在隋之前的梁、陈二代，已多次在此尝试置郡。梁武帝太清三年（549年）十一月，以钱唐县为临江郡。陈后主祯明元年（587年），又割吴郡钱唐县为钱唐郡，领钱唐、富阳、新城三县。虽旋置旋废，但为后世置州郡之先声。隋开皇九年（589年），废钱唐郡为钱唐县，省新城县入钱唐县，又省陈留郡为绥安县，割吴郡之盐官、吴兴之余杭，合四县置杭州。从杭州初置时州治尚且首选余杭县看，当时余杭县仍在钱唐县之上。次年，州治由余杭移至钱唐县城。又次年，由钱唐县城移至钱塘江渡口柳浦西，依山筑城，州治始定。

　　杭州在历史上对浙江境域整合能力的提升，还直接得益于京杭大运河的开通。隋大业六年（610年），隋炀帝下令穿凿江南运河，自京口（今江苏镇江）至余杭（指余杭郡即今杭州）八百余里，广十余丈。江南运河的穿凿开通，沟通了钱塘江与长江两大水系，将三吴（吴、吴兴、会稽）经济区与黄河流域相联接，使整个三吴地区纳入了全国水上交通运输网。杭州作为京杭大运河南端的起点，构成了整个交通运输网络中的一个重要结点，成为人流、物流北上南下的中转枢纽。钱塘江南岸的越州，虽然区域经济发达，早在晋末已有“今之会稽，昔之关中”之谓，而曾长期担当着钱塘江以南地区的区域中心职能。但是，在整个地区因江南运河的开通而被纳入全国经济圈之后，僻处钱塘江南岸东北一隅的越州，则只能退而屈居次级中心了。至唐永泰元年（765年），李华撰《杭州刺史厅壁记》说杭州城已经是“骈樯二十里，开肆三万室”了。长庆年间（821～825年）任杭州刺史的白居易，也说杭州“灯火万家城四畔”。而至北宋，欧阳修于嘉祐四年（1059年）作《有美堂记》，更称杭州城“邑屋华丽，盖十余万家”；柳永作《望海潮》词，也同样说杭州城户口“参差十万家”。尽管文人赋诗作文多有虚夸之辞，但从《新唐书》所载大历十年（775年）的一次海溢，杭州被“漂荡州郭五千余家”，但这座城市却没有因此大损而一蹶不振来看，则户口之繁盛亦可证也。

　　江南运河的开通以及杭州城市的繁荣发展，进一步激活了以杭州为中心的水陆交通运输网络，增强了杭州对浙江境域的辐射力和凝聚力。隋唐五代时期，浙江境域已经基本形成了以杭州为中心，以江南运河、浙东运河、钱塘江、东苕溪等四大航道为水上交通主干线，和以杭州—苏州、杭州—越州—明州、杭州—睦州、杭州—婺州、杭州—歙州、杭州—宣州、杭州—湖州等7条陆路为陆上交通主干线，覆盖整个区域的水陆交通网络体系。通过这个交通网络体系，杭州已完全具备了唐人李华所描绘的“陆控山夷，水牵卉服”的统摄能力，到了北宋初，杭州更进一步形成了“提支郡数十，道通四方”的局面。

何处春江无月明

　　历史上的钱塘江，在南北两岸之间的交流方面所发挥的作用，有个很大的变化过程，即由作为地理分界线存在的大江大河的阻隔作用，向作为水上交通线存在而发挥的纽带功能转变。至六朝时期，钱塘江已经成了一条重要的商道，江之两岸并设有牛埭以征税。自唐代尤其是中唐开始，时人有关钱塘江水运之利的言论已经频频见诸文献了，如沈亚之《杭州场壁记》说，“南派巨流，走闽禺瓯越之宝货”；李肇《唐国史补》说，钱塘江“乘两潮发棹，舟船之盛，尽于江西”；白居易说，“星河一道水中央”；刘长卿说“西陵待潮处，落日满航舟”。钱塘江航运的发达，极大地促进了钱塘江沿岸的经济发展。在晚唐时，钱塘江北岸已是“鱼盐聚为市，烟火起成村”，“郡国绕江滨，人家近白云”；而在南岸的一些渡口如西陵、渔浦、临浦也同样都形成了繁荣的市集。正是有鉴于此，后周广顺（951～953年）初吴越国王钱俶曾发出“谁知一水之利有如此耶”的赞叹。尽管这一赞叹迟至五代末期才由钱俶道出，但钱俶所见到的“舟楫辐辏，望之不见首尾”的钱塘江繁忙航运景象，实际上在中唐时就已出现了。如李华于永泰元年（765年）撰《杭州刺史厅壁记》，就说“骈樯二十里，开肆三万室”。可见，钱塘江至中唐时已经由害趋利，变两岸分离因素而为融合促进因素了。

　　伴随着钱塘江航运地位的提升以及两岸经济交流的日益密切，在政制层面上也开始出现了一些新的动向。唐肃宗乾元元年（758年）十二月，分别先后设立浙江西道节度使和浙江东道节度使。这一时期的道，已完全不同于唐前期作为监察区域的道和单纯军事意义上的道了，而是军、政合一，变成了一级行政单位了，原来的州则变成了道的下级，被称为“支州”、“支郡”。“浙江”作为行政区域名称出现，这在历史上是破天荒的第一次。初置时，浙江西道节度使领有升、润、宣、歙、饶、江、苏、常、杭、湖十州，治升州，寻徙治苏州，未几罢领宣、歙、饶三州，副使兼余杭军使，治杭州；浙江东道节度使，领越、睦、衢、婺、台、明、处、温八州，治越州。唐大历十四年（779年），钱塘江南北两岸自东汉永建四年吴会分治经历600多年之后，首次进行了合并。是年，合浙江东、西道置都团练观察使，以浙江东道所管六州隶浙江西道。此次合并时间很短暂，次年（建中元年，780年）即复置浙江东道都团练观察使。但是，在分置后仅一年即建中二年（781年）又合浙江东、西二道观察使置节度使，治润州。这次合并的时间，比第一次持续的时间要长一些，直到贞元三年（787年）才又再次分置。两次政区合并的时间，先后相加不过八年，可谓旋置旋废。这一方面揭示了当时两岸地区尽管有了合治的要求，但其合治的客观条件还尚未完全成熟，对于合治的形式以及新政区的范围等都还有待于进一步的探索。不过，它却开了自东汉永建四年吴、会分治以来600多年后探索以钱塘江为核心构建新政区的先河。

　　贞元三年之后，由于浙东地区社会动乱频发，规模一次比一次为大，唐朝廷为强化对该地区的控制，在行政管理上只可能予以强化而断无弱化的可能。因此，当时两岸之间经济发展提出的融合要求，只能服从政治的需要而被压制了。直到唐末五代，在中原朝廷的统治力量衰弱之后，该地区的政区统合工作才又提上了日程，由钱氏建立了以杭州为中心，囊括杭、苏、越、湖、衢、婺、台、明、温、秀、睦、福、处、衣锦等十三州一军之地的地方割据政权——“吴越国”，形成了今天浙江省行政区域的雏形。钱氏纳土归宋后，北宋设置了两浙路，路治即在杭州。期间虽曾于熙宁年间（1068—1077年）有分置之举，但两次分置的时间均不超过一年，可谓旋分旋合。以杭州为路治的两浙路建制，历北宋一代百余年而未变。在此之后，其分合虽仍屡有反复，但浙江行政区雏形的发育、成熟则已成不可逆转之趋势，至明洪武十四年始臻于定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