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有人问我中国南北设计形势，我毫不犹豫说：“在当代，最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美术学院和中央美术学院的设计学科，它们将构成对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原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的最大挑战。”

　　说这话的时候，我的心情是复杂的。我悲伤地看见我所在的学院正在成为被挑战者，而被挑战的本身，正说明你不再具有不被挑战的地位。

　　复杂还来源于对50年前往事的追忆。20世纪50年代初期的一个春天，中国现代设计的伟大前驱们此时正从杭州坐火车出发，他们将离开中央美术学院华东分院（即现在的中国美术学院），前去北京筹建中国第一所设计学院——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在此北上的行列里，有庞薰琹、雷圭元，还有后来成为我的恩师的田自秉先生。

　　到北京后，他们暂时栖身并融合在中央美术学院的实用美术系，在短暂的2年筹备期后，1956年11月，这所集中了两校实用美术系科几乎全部精英（还有当年清华大学营建系的部分教师）的学院正式挂牌成立。

　　因此，对于我的母校而言，这两所学校的设计正是最初的“故乡”。

　　对我个人而言，“故乡”还有另外一种含义。我的现在的姓名当年仅仅是我的本名，我的父母曾长期在杭州生活谋生，在三年自然灾害的城市人口疏散中，他们为国家分忧积极报名，但却是一步一回头地离开杭州回到了浙东小镇的祖籍地，我猜想，我的名字大概就孕育在那时他们的心中。因此，我对中国美术学院的注视，在前面的原因中，又多了一种“故乡人”的亲切。

　　我近来常很概念地想着回乡。

　　我想到，在当代，设计很可能已不再是一种专业了，而是一种综合了的生活，眼前的是不断被消费刺激的生活，而未来，则是一种真正接近我们本质的生活。我就像那个天堂电影院的放映者，在放完无数古今中外各式“大片”后，还要回家，回到《黑客帝国》中所说的“主体”，在掏出“全球化”生产的钥匙后，打开了门，里面有许多电器包围着的还是我的“家”。

　　因而想到“中国设计”的重要。    

　　大学的使命是产生“思想”和培养“人”，在十分让人着急的“中国制造”产业结构面前，也只有这种理性的声音能作为最有效的“杠杆”了，设计物是一种人造物，它是可塑的。我一直怀着遗憾，看莫里斯、格罗皮乌斯、密斯，看庞薰琹、雷圭元、张仃的一再被误读，被所谓的时代的艺术的主流边缘化，我很想喊出我积攒已久的不平：我们是否真正了解他们艺术和设计思想中蕴藏着的社会改造的伟大抱负？

　　因此，我有理由一厢情愿认为，在杭州这个叫天堂的地方，在这样一所学院里有这样一群人来做一份叫做《新设计》的丛集，它所发出的声音，是会更让我们离“故乡”近一些的。

　　我由衷喜悦，因之叫它为“故乡”设计。    

　　2006年5月于清华园东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