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画坛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活跃局面，关于书画的报刊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于世面，各种巧立名目的展览比比皆是，规模不等的艺术研讨会司空见惯，暗藏“天机”的书画拍卖会更是接二连三，这无疑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绘画艺术的发展。但是若我们以一个旁观者的身份去冷静地观察分析一下当代的画坛实况，便会发现繁荣的背后却潜藏着诸多危机因素。试看琳瑯满目的书画杂志报刊，读后能不让人后悔的有几家呢？不是充满“铜臭”就是俗不可耐，展厅里那大的似乎要撑破美术馆的“巨作”又有几件能让观者驻足呢？好像不大、不怪就不是佳作。研讨会上大师、名家、新秀层出不穷，与其说研讨会倒不如说是表扬会。至于拍卖会上赝品满天飞及暗箱操作的现象，大家更是心知肚明。在这社会大转型时期，市场经济的大气候下，艺术品进入市场本无可非议，但对于画家来说，手握画笔，却心系名利，让市场牵着鼻子走，怎么能创作出佳作来呢？这样做的结果不是扮演“跟屁虫”的角色，就是做个不断重复自己粗制滥造的机器人。

　　艺术是无功利性的，需要艺术家全身心地去对待她。而“今人之画，错乱而无旨，众工之迹是也。”张彦远的话用以描述当下画坛似乎也很中肯。面对当下画坛，作为“院体”精英的一批画学博士们有着冷静的头脑、平和的心态、明确的目标，没有随波逐流。

　　对于院体画的认识，我们许多人都有偏见，显示出其肤浅的一面：总认为院体画保守僵化无个性。其实不然，美术历史清楚地告诉人们，“院体画”自五代以后一直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五代的西蜀画院及宋代的宫廷画院都写下了美术史上光辉的一页，至今仍是画人们学习的典范。再者说，院体是学术研究上一个总体性概念，既有一定的指归，又有着宽泛的外延，它的内含只有在相对的语境中方能得以较准确地体现。试想若把“院体画”抽离出去，美术史还会剩下什么？拿近现代为例：徐悲鸿、林风眠、潘天寿、李可染……无一不是引领时代新风的大家。

　　保守和僵化是个人学识修养的问题，这样的人从事什么活动都不会出色，他们的作品更不能代表一种画风或画派的主流。中华文化之所以几千年源远流长而不衰亡，就在于其有着开放性和包容性，中国绘画亦然，“院体画”更亦然。它在严谨、敦厚、古雅的精神基调上总是不断地向前发展着。我们今天的“院体”已非古代的“院体”，它富有新的内涵和新的时代精神。

　　当代中国的艺术学院推行“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文化教育方略，为我们提供了十分宽松的创作空间。李可染先生教育学生也十分注重艺术的创新，他教育学生说：“所要者魂，可贵者胆”，这样的教育思想不胜枚举；现在艺术院校采取工作室制的教学体系，更体现出“因材施教”多元、灵活的优势。敢问学院何僵之有？

　　我们聆听的是百家讲坛，我们研究学习的是古今中外，涉猎的是人文、自然。我们明白知新必先温故的至理，所以我们不急不躁；我们理会“学我者生，似我者死”的名言，所以我们师古而化之，学外而融之，不断地在学思结合，理论与实践结合，努力地找寻着自我的定位。

　　艺术的生命在于原创性，它永远处于一种发展、变化的动态中。中国画的发展规律虽没有什么固定模式，但是有常规可循的。我们大都注意赞美青“胜于蓝”的一面，而往往疏远了青“出于蓝”的道理。我们应该明白艺术创新有着广泛自由的同时，仍然受着自身规律的束缚及传统的制约。

　　我们也不能打着所谓创新的旗号，只顾绘画个性的培养而忽视了应有的基础训练，那样势必导致浮躁和急功近利等不良现象的滋生。中国画的基础训练，不仅包括笔墨的锤炼，更包括自身素养的修持。学院给我们提供了有力的帮助。中国绘画是文化的载体，中国画家大器晚成的事实，印证了只有“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才能更好地“游于艺”的千载真理。

　　本次展览雅集的作者更确切地说不是绘画博士而是画学博士，他们来自五湖四海，为共同的艺术追求走到了一个平台。其中有的成长在银装素裹的北国冰城；有的成长在绿蕉红豆的南国之乡；有的成长在充满历史沧桑的丝绸古道；有的成长在山青水秀、文化丰厚的鱼米之乡……不同的阅历和文化背景，决定了他们迥异纷呈的艺术面貌，这也正是这次展示交流的意义所在。相信通过本次雅集交流，定能碰撞出新的艺术火花，产生出新时代的《兰亭序》。

　　学院的价值是不容置疑的，画学博士们的艺术创造潜力也是不可估量的。路漫漫其修远兮，为艺术的繁荣发展，我们将上下而求索，更愿与同道们共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