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意地，栖居/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

　　——荷尔德林( Holderlin )

　　如果对刘中创作的文化背景以及灵感来源无所了解，那么我们根本无法对他的作品以及他的艺术家“生涯”进行评论。

　　因为,如果只考虑所谓的艺术现代性，那么他的作品在某种程度上也许会被人们忽略。但是,如果对他创作的初衷认真地进行定位，其作品的现代性或者说当代性就会跃入我们的视线，甚至为我们另辟一片视野。

　　毋庸置疑，在中国的传统绘画艺术中，自然界特别是动物或者植物，一直占据着中心地位。不管是古代还是现代的绘画艺术，尤其在中国的绘画艺术中，大自然一直都是艺术家们艺术表现和艺术理念的中心点。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大部分中国绘画开始选择拙劣地模仿西方，以性及其衍生品为创作中心；或者为了追求所谓的潮流，重拾中国历史和传统中的创作主题及风格。

　　令人欣慰的是，还有像刘中这样一些不是一味地模仿的，而是颇具真才实学的艺术家。他们不仅能保持住艺术创作给人以触动与震撼，而且还能在潮流和创作技巧之外自主地、按照自己的意旨去创作。

　　我个人认为，刘中可谓是艺术的“磨刀石”。他是一位极具才华和潜能的艺术家。他的才华和潜能深深扎根于他的个人经历和文化传统之中，而这些又与自然界以及他的现实主义绘画风格紧密相连。描绘的现实性，是以我们和我们身处的世界之间的联系，以及这种联系所具有的无穷无尽、超凡奇特的创造性为基础的。

　　大自然，尤其是动物和植物一直都是艺术家们，包括艺术史上的那些艺术大家们所热衷的主题。艺术家们再现和诠释大自然的作品数量众多，我们无法一一赘述。但是，我们不能不提及离我们生活的年代还不算久远的图卢兹·洛特雷克（Toulouse Lautrec）以及他那些极具寓意的画作。洛特雷克将其特有的表现技巧展现在对动物世界的刻画上。出于对博物学家布丰（Buffon）之著作《自然史》的热爱，洛特雷克专门为其创作了一系列令人惊叹的插图画和石版画。洛特雷克的作品数量不多，其创作背景主要是他致力刻画的没落世界—巴黎。当时的巴黎已沦为罪恶之都，展示出来的是一种畸形的文明。自1871年的巴黎运动以后，巴黎开始逐步陷入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黑暗深渊。

　　洛特雷克为布丰的《自然史》创作的插图画和石版画，却为我们描绘了一个不同的、浪漫的世界。与此同时，他还透过自己喜爱的动物的平和形象向我们展示了一种如诗般的田园生活。而这些形象与他愉快的童年生活密切相关。当时的他生活在一个节奏缓慢的、简单的世界。所有这些，自儿童时代就成为他创作灵感的源泉。

　　布丰在他的《自然史》中，通过对自然界细致入微的刻画，启发了其他伟大的艺术家，其中包括毕加索（Picasso）。毕加索，一位对人类外相做过极具破坏力的毁灭和再创的画家，他孜孜不倦地进行各种尝试以求创新，甚至可以说他重新创造了他那个时代的艺术。无拘无束的生活使得他的创作总是不拘泥于传统的条条框框。但是，因为倾倒于布丰所推崇的对动物世界的表现，毕加索舍弃了他革命的、无拘无束的创作手法，着手对他十分珍惜的世界进行单纯、理性、清晰而又有教学意义的描绘。动物世界对毕加索来说是如此的珍贵，以至于如果可以的话，他宁愿一生与狗、羊、鸟、猴子或者其他的动物相伴，而不愿意和他的孩子或者它数不清的情人相依。

　　今天，按照再现动物世界的宗旨，毕加索在他的巨作中已经直接展现了他想表现的“自然史”。所谓“再现”这一宗旨，已成了这类创作的一个必须遵循的准则，即运用或者利用学院派的创作手法。但是，这种创作理念在他大部分艺术创作中并未体现。因为对其创作一贯怀有敬畏，这使人们曲解了他在这部分创作中所致力于表现的主体。

　　在自己的“自然史”中，毕加索觉得再创作不是必须的，而是尽可能用最写实的手法去“表现”主体，即捍卫和保护这个世界的“自然属性”。对于他本人来说，这个世界是富于变化和创新的，同时，其特别之处又在于它形式上和生活上的常规性与多变性的结合。因此，毕加索觉得自己的创作有必要“倒退”回去，以便将即兴创作的空间留给大自然这个“创作天才”。所以，他变得比较学院派，并且运用了传统的绘画技法。看着他的这些画作以及它们所展现的写实性手法，我们不难理解，毕加索在创作这些作品时，为了压制自己固有的创作冲动所付出的努力。在这种完全为了“立”而不是“破”、稳重的、经过平静思考的创作中，天才的毕加索将某种隐含的语调、视觉上适度的幽默，以及其广纳博学的才能结合起来，成功地阐述了他的理念。

　　我们在刘中的作品中也能发现同样的东西。这些作品在情感以及抽象表现手法上如此相近。和毕加索一样，刘中也专注于对自然主体的描述表现，同时也能恰到好处地控制他丰富的、不同的表现手法。在传达一种柔和的、田园式的、平静的、自然本性的感觉的同时，又在其中贯穿一种平和的幸福感，以及向往生活在这种世外桃源般的世界里的避世感，而且还可以观察到，他在隐晦或者刻意含蓄地、义不容辞地传达一些信息。

　　刘中在自己的“自然史”中，并没有刻意要挑战那些艺术史上的名家，而是尽可能地，重申甚至是重塑自然的中心地位。因为大自然已经越来越被我们这个充斥着高科技、媒体、消费主义以至实际上忽略了生活真正意义的世界所遗忘和破坏。

　　离我们更近的艺术大师格雷厄姆·萨瑟兰(Graham Sutherland)也和洛特雷克、毕加索一样，创作了他自己的“自然史”。他还戏剧性地将其命名为《动物寓言集》。刘中也和格雷厄姆一样，试图向我们提出告诫和发出信号，提醒我们需要关注未来。因为大自然是我们的伙伴和朋友，我们必须和它共生共荣。这样，我们才能配得上我们的世界，才能将其像我们从祖先那里接收到的那样，继续传给子孙万代。

　　刘中的画作在尊重承载了千年绘画传统的同时，又以它独有的格调和语言、以及间或传递出来的求知欲吸引着我们的注意力，并且把我们引向艺术家十分看重的创作技巧所蕴含的现代性。通过形象和理念，这些作品将我们以及艺术家本人一起，带到一个艺术创作可以作为生活艺术的见证和手段的社会。

　　温琴佐·桑福（意大利文化中心主席，著名国际策展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