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的时候，我会将一些黑白木刻版画归于漫画这一画种。当然，这首先取决于作品的某一种表现形式以及其中的内容。

　　在我的拙著《中国新闻漫画》中，这样的例子很多。比如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的延安，那时的报纸上刊登的革命和战斗性漫画，都是由漫画家手绘后，再由刻工刻在木版上，然后印上新闻纸的。因为木版的质地问题，每印一次报纸，漫画家与刻工的合作大都要重复多次，才能保证每份报社上漫画的品相。所以，漫画与木刻在印刷条件简陋的时期曾经关系相当密切。

　　这就是为什么有一本关于阿Q的插图书，前后出现了两种名字——《阿Q正传插图》和《阿Q正传漫画》。

　　可惜的是，《阿Q正传插图》没有被我碰到。手头的一本《阿Q正传漫画》我却珍藏了17个年头。

　　1992年12月由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的《阿Q正传漫画》共印7000册，黑色封面护套显得庄重而富有学术性。上面有这样的记录：鲁迅原著，丁聪绘图，胥叔平雕版，茅盾、景宋、吴祖光、黄苗子序跋。现在可能有许多人不知道景宋是谁了。她是鲁迅先生的夫人许广平。

　　我就是在1992年12月与丁聪见面的。

　　当时，丁聪受邀在杭州六公园三联书店签名售书。记得书店方面将签名售书的柜台移到了湖滨路边，以便丁聪的崇拜者们在宽敞的空间排队购书。

　　售书之前的一段时光有一个短暂的座谈会。如今早已在天堂里看着我们的前浙江省漫画研究会会长庸非领着我们几位在杭漫画家与丁聪茶叙。丁聪一身富态与一脸憨态，以及从眼神中放射出的机智灵性让我至今难忘。

　　丁聪主动提出赠送我们每人一本《阿Q正传漫画》。但是，庸非没有答应。庸非建议大家去户外排队，与其他读者一起自费购书。排队半小时后，轮到我与丁聪面对面，丁聪哈哈笑了。那时我是浙江漫画研究会最年轻的成员。丁聪在扉页上多写了几个字：“刘一丁同行存正。”后面的题字与众相同：“丁聪、壬申初冬于杭州。”

　　我非常高兴与激动，因为有一位著名的漫画家亲切地称我为“同行”，并且将它永远地保留在了白纸上。顺便记一笔：这本精装的《阿Q正传漫画》当时的售价仅仅3.50元。我知道，它已经成了我的无价之宝。

　　丁聪为《阿Q正传》插图是在1943年，全民抗战时期的成都，画好后由陈白尘主编的《华西晚报》文艺副刊连载，次年在重庆群益出版社用原刻的木版印成书籍。对此，吴祖光写道：“为了大后方物质条件的关系，插图只有用木刻，是由小丁画好，由成都木刻名匠胥叔平先生手刻的。”吴祖光接下来针对木刻说道：“我们的完全‘民族形式’的手工业近年来渐为人所发现、所认识，这里的木刻也值得我们欣悦。”

　　吴祖光的文字有一点让读者重温版画源于中国的历史含义。这不能不令我想起上世纪三十年代“左翼美术家联盟”掀起的革命美术热潮。尤其是鲁迅先生在《新俄画小引》一文中对中国新兴版画的鼓励与期望。在这段时期，中国版画发展迅猛，包括木刻、石版画和铜版画在内的版画艺术留下了精彩的一页。胥叔平木刻丁聪作品，与其讲是受“物质条件”所限，不如说是对新兴木刻运动的直接参与和响应。而将鲁迅先生名著《阿Q正传》插图木刻印制出版，更有特别广泛而深远的内涵。

　　1946年，《阿Q正传插图》在沪上由上海出版公司制成锌版印行，可见读者对此图书的青睐。1984年，北京三联书店曾准备重印这本插图，但因种种原因流产。

　　显然，早先的《阿Q正传插图》均被人以木刻形式对待。这自然是有道理的。另一方面，也说明当时人们对漫画的概念尚缺深度和广度。随着时代的发展以及丁聪名气的与日俱增，认识便成熟起来。于是，有了1992年浙江文艺版的《阿Q正传漫画》诞生。对此，丁聪自己是这样理解的：“原名书的‘插图’二字，出版者建议改为‘漫画’，其用意大概是本人原是个画漫画的，画的插图，也总带漫画味道的缘故吧。”我赞同浙江文艺出版社对重印本书所做的更名决定。当然，从前的书名也正确，完全是出版人对图画的认知角度不同使然。

　　对于丁聪的这本插图而言，书名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其中的历史价值、现实意义和审美情趣。鲁迅先生的《阿Q正传》受到国内外读者的好评，外译本诸多。其中，1947年前苏联罗果夫的俄文译本和1952年田中清一郎、中泽信三共译的日文译本等，都采用了丁聪的这套插图。还有，1956年，为纪念鲁迅先生，我国整套印行了单张的丁聪插图明信片。

　　黄苗子在为《阿Q正传插图》首次出版时所撰写的“跋”中是这样赞叹的：“丁聪兄所作阿Q正传插画二十四帧，可以说是阿Q正传插画的善本，也是抗战到第七个年代艺术书刊中的一颗灿星。”此言极是。

　　《阿Q正传漫画》已经伴我17年，我一直坚持漫画创作和漫画历史、理论的探究，力争回报丁聪当年以“同行”相称对我的那番勉励。

　　5月26日，噩耗传来。丁聪在北京去世，享年93岁。灿星殒灭，但他的光芒依然闪亮。根据丁聪生前嘱咐，其后事一切从简，不搞追悼活动，甚至不留骨灰。但是，丁聪给我留下一本书。《阿Q正传漫画》赐予我的是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