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书画学界流传着这样一段美谈：沙老与我国著名的美术史家、中国美术学院教授王伯敏先生是神交于图书馆的借书卡上的，之后的40年中他们在学术上互相切磋、交流，成为无话不谈的文友。鉴于此，沙孟海研究会（筹）相关人员于日前约访了王伯敏先生。造访的那天，王老精神矍铄，热情地接待了他们。王老谈起沙老，滔滔不绝，颇为风趣。他们事先拟了一些采访题目，原打算一问一答式的采访，王老因听力不佳，主动提出用“写话”的方式，书面回答这些采访题目。以下便是王老的“写话”，写了不少有关沙老的逸闻趣事。

　　一、您第一次接触沙孟海先生是在何时何地？因何机缘？

　　王伯敏：这件事，你提得很有意思。人与人的相识，确有一点缘分。“缘”是必然性中的偶发事件。我是1952年从温州调到浙江美术学院工作的，那时我住外西湖的朱公祠，与省图书馆相邻，我常常去借书。凡借得图书，在借书人的签名卡上，几乎都有沙孟海签的名，说明沙先生都曾借阅过这些书。几个月过去，情况总是这样，这也说明，在学术研究上，这位沙先生也是偏重这方面的。那时我年轻，产生要与沙先生熟识的念头。省图书馆的馆长张宗祥先生，由于虞开锡的介绍，我认识较早，因此，我就向张老先生询问沙先生情况。张老先生说话幽默，含着烟斗道：“沙先生啊！过去他是政界的文人，但有学问。不像一般的政界文人，他厚道，有古风，做学问，书法篆刻是高手。怎么样？你想见见他。”于是我对张老说，“你老人家摸着我的心思了，我是想与沙先生见见面。”张老对我说：“这还不容易吗！他在文管会，我写张条子，你去拜见拜见。”就这样，我带着张老的介绍信前往文管会。记得是1952年的冬天，他在文管会的一个小办公室里。当我推门进去，吓了一跳，办公桌上一角都是血，一个小青年正给他送一条毛巾来。原来沙先生在订书，一不小心，把小钻头钻到了指头上。我一看，知道这不是拜访的时候，就退了出来。沙先生还是叫那位小青年追了出来，问我找沙先生有什么事，我即把张老的介绍信交给小青年，请他转交沙先生，并说改日再来。想不到过了三四天，我在朱公祠，张宗老请人送信来，说沙先生在图书馆约我前去见面。我喜出望外，立即去图书馆，见到了这位和蕴可亲的长者。他说话，中气十足，音如钟声。谈话的内容，记不起了，现在回忆起来，那是在图书馆，与张宗老、沙先生坐在一起，正是三代人。那时（1952年冬）张老70岁，沙先生52岁，我只有29岁，还未到而立之年。这事距今不觉57个年头了。二老已谢世，我亦年入大耄。

　　二、您与沙老交往中印象最深刻的是哪一次？

　　王伯敏：大概是1959年秋天（年头记不确切了，这件事，发表过文章，一时查不到了），反正是“大跃进”时期，图书馆的善本室在大装修，张宗老也在忙这忙那。就在这段时期的有一天下午，沙先生与张振维及博物馆的顾玲芳来找张宗老，适我也在。张宗老一见面，立即打趣地说：“你们三位同来，莫非有什么机密大事？”张振维回答：“我们想查对一下你曾抄写过的一部书的付梓年月。”张老说：“那好那好，先别忙，大家请到办公室，吃杯茶，聊一聊。”一聊起来，不知怎的，把话锋一转，张振维对张宗老说：“我曾告诉过沙老，这位在座的王伯敏，是我们同辈的学兄，他可有一套本领，能一口气背咏李白、杜甫的诗，背上一二个小时不成问题。”沙先生听了，接着道：“我听说了，倒想问问这位王兄是不是这样？”此时，张宗老含着烟斗，笑着说：“这不容易吗？说到曹操，曹操在场，就请现身说法，让我这老头也听听。”事到这地步，知道张振维要出我“洋相”，我不能不献丑了。我对大家说：“李杜诗，我读了些，小孩子的时候读，记得住，试试看，见笑了。”我先背杜甫《秋兴八首》，又背《野人送朱樱》、《丽人行》、《乐游园歌》、《沙苑行》及《将适吴楚留别章使君留后兼幕府诸公得柳字》。背至“波涛未足畏，三峡徒雷吼”时，张宗老说：“等一下，我有问，你念‘未足畏’的‘畏’字，还有没有别的本子？”我回答：“似乎一本作‘畏’，一本作‘慰’，别的可说不上。”张宗老一听，笑了，就说：“好了，好了，你倒会跨杜诗的门槛了。杜诗读到这里，来几首李太白的怎么样？”于是我背了李白的《峨嵋山月歌》、《长干行》、《游泰山六首》、《巴陵赠贾舍人》及《当涂赵炎少府粉图山水歌》等。因为读得慢，已经过了半个多点钟。还是张宗老给我下台，张老说：“好了，好了，我完全相信这位年轻的王伯敏，一定是一个西湖的老古董。”说得大家都笑开了。后来沙先生说：“我喜欢读杜甫，可是怎么也背不出来。以后要找李、杜的诗，反正王伯敏兄是个字典。”这一次谈话，给了我非常深刻的印象。1983年冬，我撰的《李白、杜甫论画诗散记》出版了，我送了一本给沙先生。他对我论述杜诗《韦讽录事宅观曹将军画马图》中提到先言“二马”，复言“七马”，并称为“九马图”一段，认为这个“九马”，与历来所称的“八骏”，在含义上不一样，不能混起来谈，还可以分析得更确切些。我体会沙先生所言极是，表示感谢。古人有“一字师”，沙先生既为拙文指点，便是我的老师了。

　　三、您所珍藏的与沙老的合影有哪些？请您谈谈合影的故事

　　王伯敏：与沙先生合影的照片有一些。主要是因西泠印社搞活动，人家给沙老与我照在一起了。1979年12月，西泠印社成立七十五周年，我们在会上拍了照。1988年，西泠印社开大会，《杭州日报》记者写了《西泠精英五人记》专文，要拍些照片配文章。沙先生是精英，我是“滥竽充数”，也算“精英”，于是与沙孟海、陈大羽、朱复戡等五人一起合了影。类似在社中合影的，大概有十多张。比较难得的是1986年11月2日，87岁高龄的沙先生来到我家，临时由家人拍了几张，这就值得特别珍惜了。

　　四、您所珍藏的沙老书法作品有哪些？请您谈谈得到该作品的故事

　　王伯敏：沙老是书法大家，又是我的前辈，我尊重他的书法艺术，没有特意地提出向他老人家要墨宝，但是，由于交往多年，还是得到一些。

　　我所获得的沙先生的书法，无非三种类型，即：书法艺术品；题辞题跋；信札。

　　一是书法艺术品，那是一幅对子，书毛主席句：“云横九派浮黄鹤，浪下三吴起白烟”，是沙先生主动送给我的。

　　二是题跋与题辞。黄宾师撰有《画学篇》，在他双目有疾时，书写不便，命我代抄若干字，及宾师谢世，这件《画学篇》，就成了师生合书卷。我曾请陈叔通、夏承焘及沙老题跋。沙老很认真，先以圆珠笔起稿，然后用毛笔工工整整地写了数百言。至今我作为家传宝物珍藏着。早年沙先生在世时，曾在报刊上发表过。再就是1986年10月28日，沙先生给我题写了“三史罕人王伯敏”七个字，后来报刊的不少评论文章就用这句话作题目。沙先生这七个字，是前辈对后辈的一种鼓励，令人激动。

　　三是信札，现在保存的有五封，其中有一封，谈到出土的印章，他还在信中描了几枚印，可惜这些信札，沙先生用的是硬笔书法。有一本硬笔书法期刊，还借去发表了。

　　五、您所了解的沙老学术研究情况

　　王伯敏：沙老在学术研究上，非常慎严。他编写印学史，在选取史料方面，下了许多苦功夫。他认为对文献中的评论，需要重视，但有必要去找那些原印来核实，否则，古人错了，我们也跟着错了。对不少问题，他有自己的看法，并有精辟的见解。有一件小事，就反映出沙老治学慎严的个性。对印章，我喜欢肖形印，我曾写过一本《古肖形印臆释》，初稿刚完成，我曾请教他。他对肖形印这个名称，不持反对态度，但是他自己坚持称它为“图像印”。

　　此外，如对书法史上关于“用笔直”，还是“斜执笔”问题，一度他很关心，也曾托我从敦煌莫高窟壁画中找图例。他认为中古时，凡执笔，没有人以笔管垂直来书写的。他还认为，今天日本人有斜执笔的，可能是我国唐人的遗风。他找了唐、宋时期的人物图卷，甚至一些写字陶俑来考察，还研究唐宋人的高案方凳及其他一些座具。总之，不论在这方面的说法怎么样，作为一个学问家，他是认认真真按照他自己所了解的史实来判断的，这便是沙孟老令人敬重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