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暨人秉性特异，既有北方的豪放强悍，又有南方的敏慧灵秀。平时喜欢以“木陀”、“癫佬”自称，意气相投，则“小布衫里脱出”，“倒背电筒”，搭上性命也在所不辞；话不投机，一句“大不了”、“横竖横”，哪怕天皇老子也不买账。野，能野到极处，故多出武将猛士；文，能文到妙境，故多出文人墨客。

　　这种特殊的地域文化性格，与诸暨特殊的地理环境和历史背景密切相关。 

　　诸暨是古诸暨国、古越国都城。夏帝少康恐禹迹宗庙祭祀之绝，封庶子无余到诸暨，与原先生活在此的诸暨国土著共同建立了越国，定都于今诸暨阮市、店口一带的埤中。一说无余先定都会稽，后迁都埤中。不管哪一说，古越国创建伊始曾建都埤中，是无疑的。埤中都城大约经历了10余代君主，周灭商之后，越国迁都今诸暨枫桥、赵家一带的大部，也经历了大约10余代君主。勾践之父允常在位时，建都于今牌头、安华一带的勾乘，这是越国第三次建都诸暨。在此期间，允常、勾践父子不但奠定了霸业基础，而且揭开了吴越战争的大幕，书写了震撼春秋的重要历史篇章。

　　先看看诸暨人的“野”。前544年，吴伐越，掳去一些奴隶，令他们守舟。令吴人无论如何想不到的是，这些越国奴隶却乘机杀掉了登舟的吴国国君余祭。前496年，允常去世，勾践即位，吴国乘机伐越，以为能乱中取胜，勾践却用了一个出人意料的“自杀阵”，两军对阵时，派出500名战士冲到吴军面前挥刀自尽，吴军看得目瞪口呆、不知所措，勾践抓住时机挥军掩杀过去，打得吴军一败涂地。这两例，足证“木陀”、“癫佬”名之不虚了。

　　两年后，勾践不顾文种、范蠡劝阻，轻率攻吴，被吴国统帅伍子胥指挥吴军诱敌深入，受到重挫。勾践收入残兵且战且退，一直溃退到勾乘山，仅剩残部五千，不得不委曲求全，向吴王夫差求和，从此演绎了“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的卧薪尝胆的悲壮一幕。据说勾践入吴为人质期间，文种监国3年，就在勾乘山。勾乘山之侧，有巢勾山、越山，掀开历史的尘埃，当年遗迹犹在。前490年3月，吴王夫差赦免勾践君臣返国，封给越国百里之地。勾践接受范蠡“不处平易之都，据四达之地，将焉立霸王之业”的建议，遂迁都至绍兴。越国从无余立国至秦始皇攻灭越国止，历时约1670年，期间有三个历史时期建都于诸暨，经历20余代君主，我们称诸暨为“越国故都”、“古越摇篮”，名副其实。

　　而且，在无余创立越国之前，诸暨就已经是夷狄古国。《乾隆诸暨县志》云：“诸暨者，诸暨国之地。”宋《路史》将诸暨列入“国名篇”。《国语》载：“诸稽（注：稽、暨相通）之裔，以国为氏。”夷狄古国之民，民风强悍，争强好斗。而越国三次定都诸暨，都是战争不断的重要历史时期，古越国是夏王朝法定的诸侯国，夏亡后，曾先后经历了商、周的多次围剿，吴越争霸时更加战乱不断，争强好斗的个性得到了不断淬火、强化，进一步养成了天不怕地不怕的性格特征。

　　再说诸暨人的“文”。宋室南迁时，大量北方豪族士人迁入诸暨，对诸暨文化发展影响甚巨。诸暨的许多村落、许多姓氏的始祖都可追溯到宋室南迁时，其根源大都在河南等地。比如，陈洪绶的远祖陈寿是北宋高官，宋室南迁时从北方迁居枫桥；王冕的祖籍在关西，远祖王德元曾任清远节度使，远祖王琳曾任统制官，后迁居诸暨。周恩来的远祖也是宋时从开封迁到诸暨的。诸暨周氏始祖周靖，北宋理学家周敦颐曾孙，进士，随高宗南渡至杭，旋迁居诸暨。周氏这一脉一直在诸暨生活发展，直到第七代周澳，才由诸暨南门迁往绍兴周家桥。从周靖到周恩来，相隔30代。周恩来百年诞辰时，中央文献研究室组织撰写《周恩来家世》，曾派专人到诸暨了解情况。鲁迅和周恩来同宗而相差一辈，故鲁迅先祖也可追溯到诸暨南门周氏。蔡元培的情况也同样，祖居诸暨陈蔡，陈、蔡两姓均在南宋时由河南上蔡迁居而来，蔡元培先祖在明末时由陈蔡迁往山阴。 

　　列举几位重量级政治、文化、艺术人物是诸暨人（或先祖是诸暨人），祖上都从北方迁居而来，并非为诸暨贴金，而只想说明，宋室南迁的移民潮，给南方的文化影响十分深远，诸暨或许尤为明显。诸暨的耕读传家传统，南人北相的性格特征，以及大量文人墨客的涌现，乃至文脉墨迹的形成，都由此可以找到某种因果关系。

　　当然，宋室南迁时随同迁移的北方豪族士人不仅仅迁到诸暨，同时迁到了杭州以及周边地区，那么，为何唯独对诸暨的影响那么大，乃至成为影响、重铸地域文化性格的重要因素？这可能与第一个背景密切相关。一个县域有着数百年、近千年国都的历史，这在全国也是罕见的。古诸暨国、古越国之所以选择定都于斯，肯定是看中了这里独异的地理环境，那么多宋代豪族士人看中这里，也肯定有着与之相通的目光和思维。诸暨四周群山怀抱而内蕴盆地湖田，在自给自足的经济条件下，其文化性格一直保持相对的稳固性，可谓千年不易，南宋豪族士人迁入后带来新的文化气息，两者达到某种默契和共鸣，继而融为一体，形成兼取南北之长的文化性格特征，就成了顺理成章的事情。

　　了解了这些背景，我们梳理诸暨的文脉和墨迹就比较方便。

　　——由三位南宋金石学家看士大夫文脉墨迹。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文人士大夫始终是占据主流地位的生力军。宋代则是“文人画”的勃兴期，尤其是刚刚兴起、对后世书画发展产生巨大影响的金石学研究，就是由不少文人士大夫推进的。南宋时有好几位诸暨籍士大夫参与其中，并取得卓异成绩。如金石学家姚宽，随曾任徽猷阁待制（卒赠太师）的父亲姚舜明迁居诸暨，酷爱金石，精于篆隶，著有《玉玺书》。金石学家王厚之，字顺伯，其高祖乃王安石胞弟、左丞王安礼，祖父王榕曾任诸暨知县，“靖康之难”后避居诸暨。王厚之本人和兄弟皆为进士，他博学好古，精通籀篆，对三代彝器及汉唐石刻拓本格外留心搜求收藏，所积甲于海内。著有《钟鼎款识》等著作，受到后世学者推崇。全祖望云：“顺伯长碑碣之学。今传于世者，有《复斋碑录》。宋人言金石之学者，欧、刘、赵、洪四家而外，首推顺伯。”其《钟鼎款识》上世纪80年代由中华书局影印出版，容庚特地为之撰写《钟鼎款识述评》，其影响之深远，不言自明。还有南宋考古学家、收藏鉴赏家赵希鹄，乃宋宗室燕王赵德昭后裔，宋室南渡时其先祖迁居诸暨。赵希鹄性情淡泊，嗜好古玩，学识渊博，著述颇丰。著有《洞天清禄集》。他们都出身于名门豪族，都是南宋时期迁居诸暨，本身都是文人士大夫，成果丰硕。他们是诸暨士大夫文化的典型代表。

　　——由“诸暨三贤”看文人书画的文脉墨迹。王冕、杨维桢、陈洪绶是诸暨引以为傲的“三贤”，也是中国书画史、乃至文化史上具有标杆意义的人物。他们有着许多共同点：都是艺才天纵，诗书画兼擅的艺坛领袖人物；都性格强悍，狂放不羁，放浪形骸；都在仕途上不得意，有满腔报国救民之志而无法施展，最后看清现实，看淡官场，将聪明才智都用到艺术上。稍有区别的是，王冕在参加几次科举考试失利后，就一把火烧了举业文章，彻底放弃科举念头，隐居乡野，成为中国历史上著名的隐士。他后来曾有多次机会走上仕途，却毫不动心。比如著作郎李孝光欲荐作府吏，王冕说：“我有田可耕，有书可读，奈何朝夕抱案立于庭下，以供奴役之使！”游历大都时，老友秘书卿泰不华欲荐以馆职，他不但不领情，反而说：“公诚愚人哉！不满十年，此中狐兔游矣。何以禄仕为？”朱元璋攻取越州后，闻其高名，欲请其出山任职，他也力辞不就。杨维桢32岁登进士第，33岁被授正七品天台县尹，但官运不佳，几年后担任钱清盐场司令降为从七品，62岁到偏远的建德担任建德路总管推官，级别依然是“副处级”“承务郎”。这位“诗坛盟主，文章巨公”，晚年选择隐居松江，在门上明文告示：“客至不下楼，恕老懒；见客不答礼，恕老病；客问事不对，恕老默；发言无所避，恕老迂；饮酒不辍车，恕老狂。”每日高朋满座，与江南才俊之士饮酒吟诗，挥毫弄墨，吹笛唱歌，放浪形骸，自以为神仙中人。这是他作为艺术家最开心也是最有成就感的岁月。他在诗、文、戏曲方面均有很高建树，为元代诗坛领袖，独领风骚40余年。其书法亦极具个性色彩，奇崛峭拔，狷狂不羁，不合常规，超逸放轶。陈洪绶在科场一直不得意，却没有王冕那样潇洒超脱，自从21岁考中秀才后，一次又一次满怀希望参加考试，一次又一次名落孙山。他有着强烈的从政热情，渴望如同祖先那样建功立业，但命运却宣告他此路不通。43岁那年不得不“入赀为国子监生”，相当于现在的自费插班生，满腔希望从此走上仕途，没有想到一时书画艺术“名满京城”，人们以一识其面、一得其片纸为荣，连崇祯皇帝也请他去做内廷供奉，在艺术上成功了，功名上依然没有希望。他实在志不在此，不想仅仅做一个画师，哪怕是宫廷画师，不久便惆怅地离京南归。面对政治上的失意，他放纵个性，纵情艺术，终成千古巨匠。顺便一提，杨维桢之兄杨维翰，字子固，号方塘，也是一位杰出的文人书画家。画竹名家柯九思对他极为推崇，誉为“方塘竹”，他与宋克、王绂、夏昶合称明代墨竹四大家。

　　——由余任天、“诸暨四老”看“草根阶层”的文脉墨迹。诸暨历来重视“耕读传家”，“草根才子”众多，其中不乏书画才俊。他们有的靠自学成才，有的曾在高等美术院校深造而长期居于乡里，对书画艺术始终矢志不渝。这支民间文人、民间书画家队伍蔚为壮观。余任天是其中杰出代表，他出身于诸暨浬浦农民之家，解放后长期隐居于杭州僻巷，靠刻印卖字画维持生计，“寂寞楼居四十年”，终成名家，被沙孟海誉为诗书画印“四绝压群伦”。解放后许多书画家都是由国家养起来的，有稳定的收入和良好的创作条件，像余任天那样纯粹的自由职业者而在艺术上达到如此高度，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蔡雪亮、赵歧山、金鸣秋、陈望斗合称“诸暨四老”，他们或许没有获得全国范围的盛誉，但在诸暨当地及周边地区却一直受到尊敬和追捧。和余任天没有经过美术院校深造自学成才不同的是，他们都在早年经过美术院校深造，同窗师友不少成为美术史上重量级人物，他们则因为长期回故乡任教而其名不彰。如赵歧山、陈望斗、蔡雪亮，早在1921、1922年就到上海学画，进入刘海粟创办的上海美专，与吴茀之、张书旂、王个簃等为同学。赵歧山还曾转入吴梦非开办的艺专，与丰之恺、刘质平、钱君匋等同学，一生喜画雁，亦擅梅荷。蔡雪亮以画竹名世，早在上世纪二十年代就出版《竹谱》，由吕凤子题签出版。金鸣秋早年求学于无锡美专，师从胡汀鹭、钱松嵒，擅画花鸟。陈望斗毕业后曾在上海执教，与丰子恺、关良同事，又曾在杭州创办私立艺专，与林风眠、潘天寿过从甚密。他们长期在基层从事教育工作，同时从不间断地坚持书画创作，在艺术上达到了相当的高度，就其艺术作品本身而言，跻身于全国现当代书画名家行列而毫不逊色，但由于受地域限制，他们只能是“地域性名家”。

　　需要说明的是，无论余任天、还是“诸暨四老”，就其学养及书画成就而言，将他们列为文人书画家亦未尝不可，但从长期生存于社会底层、属于“体制外”的艺术家的实际来说，以“草根阶层”、民间书画家视之，也并非不恭。

　　——由祝大年看“学院派”文脉墨迹。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人们在品鉴一位艺术家及其成就时，特别看重其艺术及学术背景，毕业于权威美术院校、供职于专业美术院校、美术机构的，则视为“正宗”、“主流”，我们姑且称之为“学院派”。诸暨籍“学院派”书画家队伍庞大，祝大年应为其中的代表人物。祝大年1916年出生于诸暨枫桥，1931年进杭州国立艺专深造，师从林风眠、吴大羽等。后到北平国立艺专学雕塑，又经蔡元培推荐到日本东京帝国美专学习陶艺。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成立后，祝大年任陶瓷系主任、教授，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他是我国陶瓷艺术、现代壁画、现代工笔重彩的开拓者，是“建国瓷”的设计者，是首都机场陶瓷壁画《森林之歌》、北京饭店壁画《玉兰花开》、日本横滨饭店壁画《漓江春色》的创作者。现当代中国美术史说到中国瓷器、说到现代工笔重彩画，就不得不说到祝大年。“建国瓷”的研制，是由郭沫若提议、周恩来批准、祝大年负责落实的，研制成功后祝大年携样品直接向周恩来汇报，得到首肯后投入批量生产。“建国瓷”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批规模化、标准化投入生产的日用瓷，对工艺美术、陶瓷业的发展具有历史意义。祝大年的美术创作也得到了同事及美术界的高度评价，同事吴冠中看了祝大年的重彩画《玉兰花开》，不无感慨地说：“如果说我是艺术的苦行僧，祝大年先生更是苦行僧中的苦行僧。”如果不是被错划为“右派”，蒙冤受屈20年，他所达到的艺术高度及其声誉，应该要大得多。2006年母校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建院50周年校庆，隆重推出祝大年、张仃、庞熏琹、吴冠中、袁运甫大师系列展。对祝大年来说，可谓名至实归。 

　　当下，从事专业书画工作和业余书画创作的队伍空前庞大，创作实力和理论研究水平都卓然可观。就其构成来看，也大致呈如此现状：有担任各级领导职务而业余醉心于书画创作的，有的艺术造诣已经相当高，具有相当的专业水平；有恬淡超脱，以文人自许的，在从事文化事业、学术研究的同时以书画创作为“馀事”，其风格别具一格；有专业书画工作者，他们或从事书画领导管理工作，或从事专业创作，基础实，条件好，实力强；有越来越多的“学院派”，在各类美术院校从事教育、科研，或正在深造，他们是书画事业发展的生力军；当然，更多的是民间书画爱好者，他们的参与，为书画事业带来勃勃生机。

　　诸暨市文化部门于庚寅之春组织“诸暨籍在外书画家作品邀请展”，体现了党委、政府对文化事业和书画事业的高度重视，是对诸暨籍在外书画家队伍的一次检阅，更是对诸暨文脉墨迹的一次发扬光大。在政通人和、经济繁荣的今天，书画事业面临大发展、大繁荣的历史机遇，争强好胜的诸暨自然不甘落后，一定会用自己的聪明才智书写新的历史篇章。 

　　2010年3月于浙江美术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