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有一年的广州三年展上，面对观众们对展览的津津有味，不少媒体朋友都表现出了乏善可陈的态度。原因很简单，双年展上的很多作品都曾经是记者们在不同的地方看到过的，几无新鲜感可言。不过，同行一位记者讲的一句话却深深印在了我的心里：不是展览不好，而是职业的原因让大家展览看得太多了。看过了太多展览，因而对展览的要求似乎也就高了。

　　比较很多展览，我也时常在思索：怎样的一次展览质量才算高？是作品？还是参展艺术家的档次？恐怕决定一次展览质量高低的，关键还在于策展的思路。如何通过一个好的主题，一个好的点子，将作品串联起来，让观众在观看作品的同时，还能不断回味与主题的呼应，以及由此引发出的对文化、对社会问题的感悟，这才是展览质量的决定因素。

　　上周末，因为日本画家宫岛永太良在上海美术馆办展览，我出差上海。（详见本报第5版）与上海美术馆党政办副主任顾建军的聊天中被告知，陈逸飞在上海美术馆的大展就要展出了。记得去年年底，对上海美术馆馆长李磊的一次采访中，他就曾告知我，赵无极、陈逸飞的展览都是上海美术馆2010年准备策划的几个“个案”展之一，也是上海美术馆今年试图尝试的策展思路。

　　美术界事关艺术家个人的展览，不在少数。并且，日常我们在美术馆内所能见到的大多数展览，都是以此类为主。由此也不难想到，面对如此纷繁芜杂的众多个展，如何将艺术家的个人展示做出“个案”的意义，就必须要下足功夫，动足脑筋。

　　个案研究的意义也在于，美术展览、事件的起始，往往是由艺术家个体所引发产生的。在美术史绵延向前发展的过程中，最为基础的部分，也是最为本质的一环，就是针对艺术家个体所开展的“个案”研究。“个案”研究是支撑整个美术史的基石，也是本位问题，深入且真实地针对艺术家个体，进行行之有效的“个案”研究，将影响到美术事件的接受广度与价值深度。

　　近期，“中央美术学院素描60年”大展正在全国巡展，这项展览在策展思路上就带给我们很多可以思考的“点子”。展览第一部分以历年教员和学生有代表性的作品及主张为材料，对中央美院60年素描教学历史进行梳理，从徐悲鸿时代到苏联方法引入，历次的调整变化，再到改革开放后的各阶段素描学科进展过程的真实原貌。第二部分展示了中央美院60年来部分创作以素描为主线的背景材料，揭示作品形成的思路历程。该项展览中同样引入了对“个案”问题的研究，第三部分就是以油画家苏高礼、雕塑家钱绍武、中年油画家刘小东作为个体进行的个案研究。同时，这一部分很好地诠释了前面的两个部分。以三位艺术家的线性经历来考察素描作为一种养料，在伴随艺术家成长过程中的作用，考察素描与艺术家个体之间的关系。通过“比照”、“类比”、“对比”等角度不同的深度剖析，观众在观看展览时，不仅有一个相对明确的观看思路，同时，游走在展厅内、观看完展览后，可以回味的东西有很多。一项展览，除却了展厅内“现场”的意义外，同时还具备了后期的品读性。

　　我认为，陈逸飞的个案具有两方面的意义。其一，他是中国现实主义油画创作的代表人物之一，由他以及与他同时代的艺术家创作的一批经典现实主义油画作品，已然是新中国美术史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但陈逸飞的不同之处在于他发展了现实主义油画的创作，进而扩展至浪漫现实主义，他的创作一方面符合了时代要求与对主旋律的歌颂；另一方面，他的作品又不是一味的迎合，其中加入了个人思考与艺术美感，通过艺术，通过创作，反映了一名当代艺术家对当代社会文化发展的深层次思考。

　　其二，陈逸飞是上世纪80年代中国艺术家走出国门的代表人物之一。海外的生活，在陈逸飞以及同时期的中国艺术家身上都留下了明显的烙印。最为典型的特征莫过于通过接触国外较为成熟的艺术市场，明确自身的艺术价值与定位。我们暂且可以不去定义其间的是非，但他们了解并运用国外成熟的运作方式与宣传手段，较早地融入并推动了中国艺术市场的发展。

　　面对陈逸飞这样一位颇具上海本土特色，又有多元化特征的艺术家，展出作品既不落俗套，又能显示艺术家其内在精神气质，也成为上海美术馆所面临的新思考。

　　尽管得到了家属的支持，但面对陈逸飞作品散落各地的现状，以及在召回借展过程中，所遇到的私人收藏与公家展览的矛盾、作品保管、运输、信誉等方面条款的无参照性与无约束条款，确实给上海美术馆试图全方位展示陈逸飞艺术成就的初衷，带来了很多困难。而面对经济全球化与艺术市场全球化发展的时代背景，在公立艺术机构的有效借展与私人藏家的愉悦借展间获取平衡，将成为艺术市场化时代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