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读梁江先生新著《广东画坛闻见录》，感触很深。这确是一本“史”“识”并重的美术史佳作。

　　在书中，“闻见录”作者梁江先生以亲历者的身份，首次披露了许多现当代文化史上的重要人物和重要事件中鲜为人知的细节。

　　相关编辑者称：该书搜集了作者评述的晚清以来广东画坛的文章55篇，从不同角度对广东画坛的现状、优势及其存在的问题以及画家生存状态等展开论述，是“迄今为止所见到的了解广东画坛最为详备的一本学术论著”。文集不仅为学界提供了许多鲜为人知的珍贵史料，同时也为我们清醒认识广东画坛的过去、现状和未来提供了参照。是书高屋建瓴，洞察入微，能发别人之所未发，无疑是一部研究当代区域美术史的力作。书中涉及的个案有居巢、居廉、廖冰兄、王朝闻、李可染、吴子复、罗铭、陈少丰、王肇民、林丰俗、许钦松、黄笃维、冉茂芹、徐坚白、骆文冠、廖红球、肖映川、卢延光、涂夫、许明辉、涂志伟、刘国玉、罗渊、黄亦生、蔡照波、祝微、黎明晖、陈永锵、朱万章、林丰俗、周彦生、方楚雄、叶绿野、陈训勇、林若熹、苏华、邹莉、梁卓舒、董炽强、甘效禹、伍时雄、冯少协、区广安、杨之光等40余人。

　　“闻见录”分三篇。上篇：亲历及见证；中篇：人和作品；下篇：思考与诘问。“为梁江近30年学术行程的重要论文汇编，其正式出版，为广东地域美术史研究增加了许多重要材料。”

　　在笔者看来，第一篇最为宝贵的，是《随冰兄上京——1983年北行日记20篇》，是研究中国现当代美术史乃至文化史不可多得的第一手材料。对于当年的因缘际会，今天看来，连梁江先生想必都自觉难得。1982年12月，67岁的廖冰兄在广州举办廖冰兄漫画创作50年展，1983年5月，这一展览移师中国美术馆，与张乐平的作品在同一展厅展出。廖冰兄安排梁江随行，用梁江的话来说，“用意在让我见识世面”。此行从出发开始，梁江便每天写日记，大多为现场记录，来不及的也记下要点并在当晚补上，尽量把所见所感记录下来。梁江说，翻看20多年前的日记，当年所经见者大多为中国文化史、艺术史上的重要人物。如廖冰兄、李桦、黄苗子、郁风、方成、张仃、丁玲、侯宝林、张乐平、叶浅予、王琦、夏衍等。“记言则玄远冷隽，记行则高简瑰奇”，颇具可读性。

　　如访问张乐平先生时，张乐平说，“三毛”这名称，并没什么特别意思，原来是画个秃顶的，加了三条头发，倘加四条，就变成“四毛”了。这是对许多穿凿附会的流行说法的一次亲口澄清。再如在拜访夏衍先生时，廖冰兄先生谈到了《狼性论》，便说：“现在他们正在反人性。”“三中全会之前我是很乖的，现在不乖了。”83岁的夏衍接着说：“不乖好，不乖好！”着实意味深长。

　　又如，拜访叶浅予先生时，说起了全国美协扣起了廖冰兄的8张画，叶浅予笑着说，既然来北京，当然得服人家管，广东自由化，跟北京不同。扣你的画，你为什么展出？不展算了嘛！梁江先生的理解是“这是反语，看得出叶浅予先生对冰兄的牢骚是同情的。但他在北京，了解内部斗争情况，对事情的看法更深谋远虑”。临走的时候，叶浅予还在背后大声说：“乖乖的，不要耍脾气，当孙子！”

　　这样的片段，在梁江先生的日记里比比皆是。因为是亲历记，故非常真实和翔实。

　　学术的基础是对第一手材料的掌握，于是发展出一门门的“材料学”来，如文献学，福柯还发明了“知识考古学”。对材料的深入研读和频密互证，诞生了许多新知新见，陈寅恪先生甚至说过，“伪史料中有真历史”。梁江先生的《广东画坛闻见录》收录的这些大量真实而翔实的第一手材料，牵涉的是文化史上的重要人物，现公诸于众，必嘉惠学林，或能救补以往之不足，导引将来之研究。

　　不过，占有大量材料而无裁剪本事和美学品格，纵然是锦绣绸缎，也织不出惊艳华服；同理，有史而无识，而只是一个为他人做嫁衣裳的整理者甚至匠人罢了，绝不能成为一流的美术史家。梁江先生的著作虽名“闻见录”，所录的却不仅仅是所闻所见，还有大量的所感所想乃至诘问与思考，纵横捭阖而见远识卓。

　　“闻见录”下篇有《百年中国美术大趋势》、《20世纪初之中国美术格局》，所论煌煌宏巨，提纲挈领，高屋建瓴，对于百年中国美术的发展脉络把握得极为清晰。梁江先生说，我们重新打量美术史，“再一次感受到美术与社会、与时代、与人生紧密不可分割的关系”——总而言之，“现代化”，便是这百年中国美术变迁的“历史语境”，也是今天我们理解百年中国美术史的钥匙。在笔者看来，百年美术史，有三大毒瘤：一是工具理性，一是科学主义，一是消费主义。工具理性取消了中国美术的本体地位，使之沦为为了实现种种目的而加以利用的工具，如“文革”美术，如拙劣的当代艺术；科学主义则以“科学”为标准，桎梏着艺术精神的自由舒展；消费主义则严重伤害了艺术作为艺术的品质和格调。今天忽然读到梁江先生的“现代化”这一“历史语境”，两相对照，更感三大毒瘤为害之烈。三大毒瘤为害的不仅仅是美术，而且是人文，是社会；三大毒瘤，也正是现代化的病变，需要我们时刻警惕。

　　即使是随遇所感，发之成文，也迥出时流而鞭辟入里。如广东美术的风格特质是什么？梁江先生在“闻见录”里从廖冰兄的一句话谈起：广东蔗靓糖丰产，但惜糖多笔也甜。这一“甜”字恰好可以用来形容广东美术的风格特征，可谓一语中的。梁江先生接着从“实惠氛围，中性心态，实用意识，软化品格”四大因素谈开去，读来令人拍案。

　　书中写到，第七届全国美展的一次讨论会上，有朋友问梁江：为什么名气最大、实力最强的名家、画院画家反而比不上业余者、年轻人那样认真和投入呢？梁江踌躇着说：也许这是最体面的方法，评选和评奖是无情的，高姿态避而远之反而不至于尴尬。朋友说，不对，因为他们得到了的恰恰是青年辈还缺乏的。梁江“黯然了”，“是的，参展和获奖只对某一类型、某一部分的人产生吸引力，有谁会费力去做一件需深思熟虑而无目的的事情呢？于是，我们已经连带为广东美术一些现象找到了注脚：为什么没有真正的艺术群体？为什么鲜见艺术上的冒险精神？为什么人们乐于标明自己属于某一画派？为什么人们喜欢对艺术变革浪潮隔岸观火？”可以说，梁氏数问真正切中了中国美术的痛处。唯有切肤之痛，才能引起积极治疗的决心。可是，现在我们开始行动起来，进行治疗了吗？这不禁令人掩卷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