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人尚古，堪称一大癖好，旧时大哲的经典往往容易成为今人“六经注我”的极佳工具，先贤的言谈被扭曲了原意，更有甚者，瞄准“老祖宗”，扛起西洋后现代主义大旗，叫嚣着欲用“后现代话语”来做一番新的阐释。这在艺术、设计领域也异常突显，煌煌然，一场语词的暴力。而最大的误读莫过于对老、庄著作的“理解”，老子的“大巧若拙”姑且不论，单就庄子一句“忘适之适”便能引致成片啧啧的桃花源式遐想，真是好一处艺术的“乌有乡”……

　　《庄子·达生》篇云：“始乎适而未尝不适者，忘适之适也。”即指由追求某单一具体的“舒适”或“合适”而能达到广泛抽象的“适”，便可做为一种人生的最高境界，是忘却了“适”的“适”，成为普遍的、抽象的“适”的终极意义。

　　庄周还举了一些例子：木工画圆，是圆对人的适合，进而不致因圆或不圆这类问题羁绊住思路；舒服的鞋是对足的适合，这样我们就好像忽视脚的存在了，等等。他强调，首先应是“适”，只有适了才能“忘适”。这无疑与庄子书中的“无知”与“不知”概念相近：无知是婴儿的境界，是面对一切新事物的初始状态，此时的目标是“知”，所以我们学习，我们进步。但，“知”了以后却应该“不知”，这是圣人的境界，是终极的状态。像木匠画圆，开始是求“知”的情形，亦步亦趋，熟练后便能“从心所欲而不逾矩”。但要“不知”却很难，它由极多的因数限制，于是真正能达到的，便成圣人了。成圣人的这最后的一步尽管体现了庄子思想神秘主义的一面，但“知”还是重点。可正是它，更迷倒了不少频频自诩的艺术、设计理论家。

　　改革开放，尤其是在西方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同时随着大量良莠不齐的翻译作品涌入国门后，有那么些人开始煞有介事地“胡乱”关注起中国文明的现代性来，他们因某种心理上的障碍，躲在书斋中，毫无目标地为中国选择着或现代或后现代的臆测生存状况。最不可思议的是，更有一小撮好事分子居然为中国假设了一种尚未过渡成功的未来愿景，并扬言当下中国业已步入伟大的“后现代”。

　　殊不知这样的后现代只是建立在假设基础上的另一假设。他们要求还没过上几天好日子的国民重新回到所谓的“the good old days”(“美好的往日时光”)中，在“CK”牛仔服外披上四溢棉絮的破军大衣、踢着千层底布鞋，可笑地去体验后现代的“being”(“生存”)。

　　他们面前摆放着各种各样的主义与精神，可供在不谈论产生背景及条件的语境中随意地“拿来”、“贴上”。艺术上他们主张现代的“自然主义”、非理性，旁及后现代的“解构”，又强调全然个体性的“主体”，“神秘主义”更能幻成有效的催情药。当回过头审视传统，老庄的思想必将为他们所极力吹捧，当然，也只有如此，才易于在某些国人心目中引起共鸣。

　　他们揣摩庄子的“忘适之适”强调的只应有“忘”。语义便被想当然地曲解为“不适之适”，“不适”为大，“不适”为美！

　　物质的相对占有使他们在不恰当的空间与时间里刻意而做作地放弃了对“适”、对“知性”的本能追求，希图达到完美的非知、非“适”，他们并未考虑到十几亿国民的实情，竟自作聪明地带领着群众投奔精英主义的乐土。究其本质，仍然是个无知……

　　哀哉，艺术的处子为一群糊涂的颠魔恣意玩弄，最后，落得个被逐弃的命运。

　　新世纪里，缪斯的虔诚信徒终将失了依靠，若没有伟大的闪电，击破那冥顽的长空！

　　重订附记：

　　作为书写者，总有那么几篇文章曾被自己在迥异的场合改来改去，最终以不同的但又似曾相识的面貌，在各类出版物中“现身”。此则，正是我的这样一份“底稿”。

　　我曾应邀将之增量并修改成专门讨论中国画的文辞，也曾在当年的同窗好友中“屡遭”传阅。后来，在我的最高学位论文中，我还使用了其中的一个小段落以为引申。

　　现在，为了戒掉这种涂涂抹抹的“瘾”，我必须交待，这份“底稿”是我本科二年级一次随堂2小时作业的“真容”。它的诞生，距离今天也约有10年了。

　　然而，鲁钝、偏执如我，还是坚持认为，字句里的“后现代”纵使不像当年有那样热烈的讨论“气场”，但，很多问题，在十年后的今天，仍刺目地横陈……

　　我告诫自己，这是最后一次了，但愿一切在下个十年，都能成为美的明天。

　　献给常念起这篇“故纸”的老友ZPC吧，也献给远在台南的L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