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秦汉官制及其印制的设计中，不同层级共有职事官之间标志是明确的。凡地方之官，印文必前置本郡国或县之名。如中央政府之中尉属下“武库丞印”，在郡者则曰“恒山武库”。因而郡的属官，其官印名词作为一个语言单位，语素构成一般如下：

　　领属地名——（分职）——职掌—— 实质性官名

　　例： 琅 邪 ——（左右）——都水——丞

　　官名中表明分职一项或可无，因其官本以“事之广狭”而定员额，如同大县置左、右两尉一样。在县之长吏中则通常无表职掌一项。县的长吏要比郡精简得多。解析这一规律，可推导出特设官中领属地名其必为郡的定理。

　　由以上论列，印文中特定职官推证其前置郡名已获坚实基础，以下诸郡可得进一步证实：

　　临菑－“临菑司马”、城阳－“城阳候印”、苍梧－“苍梧候丞”铜印、东晦－“东晦司马”、恒山－“恒山候丞”，其中“恒山”可证史载之常山郡本作恒山，由“东晦”乃知为秦东海郡本名。

　　以上郡目大部分已在治史者论定之内。而有学者持游移之论的城阳、苍梧、衡山三郡，亦当再无悬念。

　　笔者近于“浙江都水”（图1）“江左盐丞”（图2）中又得征新郡目4，即江东郡、江南郡、浙江郡、豫章郡，另菑川郡已见前说，则5郡皆以往未入秦者。

　　关于秦置浙江郡、江东郡、江南郡、豫章郡的认定，尚可进一步申述史料的互证关系。

　　浙江郡　上海博物馆藏秦铜印有“浙江都水”；近出封泥见有“江左盐丞”。前者印文地名完整，后者存在省文，须加补出。根据已知郡长吏反推印文中前置地名属郡的定理，“浙江”为郡已可确定。事实上，浙江郡还有史料的支持，只是以往作为孤立信息存在而已。

　　“浙江都水”为蛇钮官印，现已可论定此钮式及界格形式为秦特有之制。相同风格秦印有“琅左盐丞”。以往以《汉书·地理志》未载浙江郡而订其印属汉初，随着相家巷秦封泥群的出土，此印属秦已无可置疑。“都水”又辨明为郡置之官,浙江为秦郡的结论水落石出。

　　都水官并不以水系而置。《后汉书·百官志》明确说盐官、铁官、工官、都水官皆为郡官，秦官印封泥中所见都水官有“四川水丞”、“琅邪都水”；盐官有“琅邪左盐”、“琅左盐丞”(图3)。西汉封泥又有“长沙都水”、“齐铁官丞”、 “楗左盐丞”等等，领属其官者无一不是郡、国。

　　史籍中也有作为郡的“浙江”。《史记·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堂邑侯陈婴，“以自定东阳，为将，属项梁，为楚柱国。四岁，项羽死，属汉，定豫章、浙江，都浙，自立为王壮息，侯”。浙江水则贯穿秦鄣郡、会稽郡，至山阴入海。而《年表》之所谓“定豫章、浙江”，若其豫章为郡，浙江指水，不仅文理不相应，陈婴自王之地亦无所定。故无论自王还是获封，固不得以一水系为所领有之域。则陈婴以秦“东阳令史”近取浙江时,当已有其郡，这一史料与印文所揭事实若合符契。

　　王先谦《汉书补注》引全祖望云：豫章“故属秦九江郡，楚汉之际分置郡”。全氏对《汉书·地理志》说豫章郡系高帝初置已持异见，庶几接近史实。今“浙江都水”与“琅左盐丞”两印形制、文字，如出一炉，可知其颁制当在同时，琅邪既为秦郡，“浙江”自当随之。而以楚汉之际仓促情势，恐亦未暇郡都水、盐丞之类职事的建置。故此，又可转证豫章、浙江两郡并为秦置。

　　江东郡与江南郡新出封泥有“江左盐丞”与“江右盐丞”，印文同式，辞例亦同“琅左盐丞”。秦汉四字官印的紧缩规则是：其官名溢出四字者，递次省自铭“印”、省双音节地名后一词素，而表分职和职掌的实质性词素不省。

　　但已订秦郡中并无首字为“江”者。秦有“江胡郡”虽已见新出岳麓，但地位尚待研究。读《史记·货殖列传》，其述南楚之地时，涵有“江南”，《集解》引徐广曰：“高帝所置。江南者,丹阳也,秦置为鄣郡”，透露了汉初江南郡的存在。张守节《正义》以为司马迁之“江南”乃“言大江之南， 清以来各家均不疑此。按《史记》是接着论说东楚后,以江南与衡山、九江、江南、豫章、长沙诸郡并举而谓“是南楚也”,若如《正义》所说中间转入“大江之南”，则全句不免结构失范。 

　　陈松长考订秦有江湖郡时引用岳麓书院藏1159简，恰为江东、江南郡提供了一个更明确的佐证，简文曰：“江东江南郡吏四岁智(知)官留弗遗而弗趋追，与同罪”。这就再清楚不过证实了前223年秦灭楚后应有此二郡。

　　印文既揭“江×”郡置左右两盐丞,应是重要的产区所在。产盐之区类为海盐和池盐、井盐二系，所谓“山东食海盐,山西食盐卤。”《汉书·地理志》所注盐官，在东、南沿海一区中，西汉会稽郡盐官所在之海盐县，即属楚江东郡旧地。因此，秦江东郡与盐官的关系都最为接近，此左右盐丞当落实在江东。

　　近百年来各家于官印封泥中考得郡目渐见增多，其中为上世纪90年代末新出封泥所增益者亦已近半。以新得数郡增入，目前印文资料中计得郡目36。加上里耶简中新得洞庭郡1。新出岳麓简中求得郡目22，覆盖官印封泥所见郡目者共18，其中江湖郡为新见。三项实物资料合计新得9郡。可汇总如下:

　　官印封泥所见秦郡（３6）

　　内史 叁川　河内　上郡　汉中　巴郡　 蜀郡　太原　上党　潦东　 恒山　邯郸　东郡　琅邪　南阳　颍川　四川（泗水）　 东晦（东海） 南郡　衡山　九江　泰山　城阳　 河间　清河　即墨　临菑　苍梧　南海　河外　巫黔　菑川　 浙江　江东　 江南　豫章　 　

　　里耶简所见秦郡(8)

　　内史　河内　 巴郡　 南郡　衡山　苍梧　庐江　　　　 洞庭

　　岳麓简所见秦郡（２１）

　　内史　叁川　 河内　泰原　上党　东郡　河间　南阳　颍川　四川　南郡　 恒山　衡山　清河　泰山　琅邪　 庐江　九江　苍梧　洞庭　 江胡

　　以上郡目，已除去曾被误释而引为秦郡依据之“赵郡左田”。

　　官印为一代制度之法器，其所铭地名、职官具有确定性，不同于传世古籍容或存在失载传误的可能，甚而简牍亦难免错写等情。印文中保存的秦郡职官名目构成了基本完整的长吏体系，深化了我们对秦官制建构的了解，也进一步揭示秦汉郡县官制承续关系上某些细节。秦统一前后，郡的设置处在动态之中。近世学者对于秦郡的研究也不断展现新的结论。秦始皇26年划定之36郡，其后又经历过多次变动。官印封泥及秦简中所得新郡目，更具体地反映了秦郡建置的变动频繁及其某些规律，为秦郡研究提出了新的议题。有关秦初置之郡、始并天下之郡、秦始皇33年后重定之郡的数量及某些郡名，可能需要在新的范围内作出考虑。

　　（本文节选自作者提交西泠印社“战国秦汉封泥文字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