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乐于使用“书后”这种文体，对古人著述进行一些可能的阐发。在美术批评领域，我曾就宋元间浙江宁海人舒岳祥的《俞宜民诗序》写过讨论“批评的价值判断和取向”的类似专文。如今客居浙省年余，忆起离舒氏故里不甚远的天台县，在元明之际还有位徐始丰，他的《织工对》亦曾多次牵动过我的思绪。

　　始丰先生本名一夔，字惟精、大章，是《明集礼》及洪武《杭州府志》（已不传）的核心编撰者。其个人主要诗文集以所号定题为《始丰稿》，《织工对》便是后人从中发现的一篇重要历史文献。

　　该文乃徐氏避兵乱，隐于钱塘“相安里”时，对周边10位被富裕者组织起来从事集体织造活动的织工（多为男子）的访问，情形近于现在我们调研一家服装、布料的生产、加工厂。所以自民国期间（1936年）吴晗先生起，历史学界便不断将之引为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关键证据。针对从制度上分析“机户”和社会资本，及其组织规模等等错综复杂的关系，约75年来已有非常多的研究成果，我倒是更愿意回到始丰先生行文的重点——织工们的知足之“乐”与知足而“劳”上，再重读这篇名作。

　　徐氏平日所见的织造工作本身也称得上非常辛苦了。低矮的老屋里，四五具杼机前，工人们长时间手足并用，以致疲惫得“苍然无神色”。可就是这样，每夜二鼓时分，他们却仍能精神抖擞地“一唱众和，其声欢然”。

　　织工之“乐”是有对象的，总的说来就是“贪”与“知足”这两种“人心”间的相对。直接参与对答的应该是那位文末记下的姚姓者，他通过一番可谓颇晓事理的表述，“开解”了始丰先生的困扰与忧虑：

　　姚姓者说，他们的劳动虽低贱，但靠的是过硬而实在的“技艺”来挣钱养家。因为做工细致且受到客户追捧，组织织工的主人便容易将制品售卖，给付的工钱也就可以轻松赚取。操作娴熟了，日子好过了，且由于没有太多的后顾之忧，心态平和，辛苦劳作时也就不至于唉声连连，那么随口哼哼小曲儿自然成了心手相应的外在表现。至于岁时增进，技艺日臻完美，希望雇佣、延聘者众，收入也就更多了，生活中那点儿难又算得了什么呢？

　　不过，他们另有一些同行，日子宽裕了便开始寻思，织造的手艺既能如此成功，那么从事别的工种或行业不也一样胜任吗？比如为那些显贵当个长随、管事什么的，更多的财帛岂不也轻易到手？于是，这批人真的舍弃所长而投奔达官去了。可五六年过去，仍未见得如何。十几年后，一不注意触怒上峰，遭到驱逐之余，原本精熟的手艺也早已荒疏，自己不能再投入生产，也没人愿意雇请，最终冻死饿死者又不在少数了……

　　每阅及此，我都会反复琢磨，这约650年前劳动群众的所见所想，竟与现今社会何其一辙！

　　我不是冥顽不化的保守派，自认为也没有多少“小农意识”，所以我不否认社会可以进步，阶层可以流动，手艺人自然不必终身被艰辛的生活绑缚在逼仄的工作台前，当然大可以享受喝令手下甚至是“挥斥方遒”的快慰。但，我们更应讨论的重点又在于，面对现代这样一个被科学和民主精神不断滋养的社群，我们迄今是否仍然被财产的多寡、官阶的高低、名誉地位的某种荒唐的尊与卑等等，这些封建的、资产的恶势力所纠缠？

　　手艺在某种程度上的确是禁锢人的，它易于令人无法产生新的创想，进而只能在“按部就班”的程式中“安于现状”地衰朽。但，我们还应讨论的重点又在于，面对现代这样一个被新观念和新逻辑不断冲撞的社群，我们迄今是否还有什么真正值得骄傲的、能够超越于踏实的“手艺”之外的成就？

　　可能有人要问，能上天入水的火箭、潜艇难道不是摆脱了“手艺”，几千亿次运算的超级“电脑”不也是摆脱了“手艺”？但，请不要忘记，制造这些设备的最原始的动力和智慧，在过往、当下以及在将来很长的一段可预见的时间内，仍是源于人和双手。

　　那么，“手艺”又是什么？

　　它是智慧而纯粹的心，与高洁而灵巧的手的结晶。它代表了人类精神和物质生活中一项随时随地都可能发生，也是无时无刻都存在着的，须臾不可离分的，最根本、最愉悦、最友善也是最高级的实践、改变和创造能力。当然，我们完全可以将之用“设计”这个更时髦的概念来替换。

　　尽管如此的“设计”可谓包括万象，但，正如那些知足常乐的“织工”，谦卑而谨慎的“手艺属性”所要真正告诉我们的，是不务虚、不势利、不违心，且不忘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