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王评

　　2010年10月，范曾诉郭庆祥名誉侵权案一审判决下达，舆论哗然，有人直呼，中国文艺批评可以休矣；也有人认为，此判决让艺术和法律蒙羞；更多的人是同情郭庆祥，群起骂范曾。事情过去了这么多天，议论也很多了，本文想换个角度，从当下艺术市场生态的角度来看这场官司。因为这件事情起因，是中国艺术市场的生态使然，整个事情更多地是因市场而起，因此这件事是艺术市场中的一件颇有意义的一个案例，值得我们关注和分析。

　　整个事情的起因和关键不是法院判决里的那些带有所谓“贬损”的评价，而是法庭判决书里没有提及的郭庆祥文章里使用的一个词汇——“流水线作画”。“流水线作画”是最受大家关注的，也是大家认为对范曾先生最具杀伤力和冲击力的词汇。郭庆祥所批评的范曾“流水线作画”，有照片为证，范曾先生也没有辩解没有此事 ，应该是确有其事。这就引出一个问题，范曾为什么要“流水线作画”？原因很简单，范曾的画供不应求，画家来不及慢慢画，只能选择这样的“流水线作画”方式，以期提高作画效率。而这种“多快好省”的作画方式，在满足市场日益增加的对范曾书画消费需要上显然发挥了作用。

　　郭庆祥披露范曾“流水线作画”的文章刊登在有影响力的报纸上，这等于公开了范曾把 “智力密集型”的艺术创作活动换成“劳动密集型”生产活动的行为。这不是一般的批评，这是釜底抽薪。因为当社会认同这个事实，可能毁掉的不仅仅是范曾的艺术名声，甚至会让他丧失作为一个艺术家的资格。这显然让范曾先生压力很大，范曾先生也显然急了。或许，范曾先生担心郭庆祥的文章会让自己的名望、地位、画价等等一落千丈。是一时之气，还是受了担心范曾市场崩盘的画廊老板的蛊惑也未可知，范曾先生坐不住，选择了以法律作为武器来回击，于是他递上一纸诉状。范曾先生也曾犹豫动摇过，所以，作为原告的他竟主动要求调解，偏偏郭庆祥犯倔，官司就打定了。

　　官司一打，范曾先生如愿赢了官司（二审还未可知），但名声显然是输了。而且，还引出人们找出范曾先生攻击沈从文、吴冠中、黄永玉的文字，这些比之郭庆祥先生的“才能平平”、“逞能”等，可谓有过之而无不及。让人感觉，应该被审判的是范曾先生自己而不是郭庆祥。范曾先生此间所承载的来自四面八方的压力肯定比郭庆祥文章给他的压力还要大，而且大很多。

　　如果范曾先生当初注意到陈传席老师曾经就当下美术现状说过的一句话“批评就是宣传”，或许范曾先生当初就不会负气告状；如果现在范曾先生深刻体悟这句话，如今也大可以宽心消气，甚至偷着乐了。“批评就是宣传”，在当下整个文艺圈都是通行的。几年前，许宏泉曾说过一段子，说有个画家朋友埋怨许宏泉“你老骂别人，把他们骂红了，人家还不领你情，你什么时候也来骂骂我，好歹我们是兄弟呀，你让我也扬扬名，文章润笔费我会给你的。”这位画家我认识，范曾先生也认识，这位画家是开玩笑，但他说的何尝不是当前艺术市场的“潜规则”呢？还有实例顺便说一下，三五年前，我有位熟悉的画家遭到批评家陈履生的批评，当时该画家很委屈，也压力很大，怕影响自己的市场，问我怎么办才好，要不要组织文章反攻，或讨个说法。我当时就宽慰他，你是名人，应该有雅量接受批评，被一个名评论家批评，证明你有被批评的价值呀，说明你是名家呀，读者的潜意识也会建立这样的识别逻辑的。而且批评会让你知名度更大，一两年后，你被批评的具体情况大家不甚了了，但你反复被提起的名字却被人牢牢记住了，从长远看，是对你的市场有帮助的。果然，该画家的知名度更大，画的市场不仅没有受影响，反而更好了。

　　回头来说范郭，郭庆祥披露范曾创作状况虽然有杀伤力，但某种程度来说，只是刺痛了画家自己的内心。因为范曾毕竟是个艺术家，成就或许离他所说的“坐四望五”的境界还很远，但应该还是不错的艺术家。在学历史出身背景的人当中，他的画应该是算好的；在画家当中，他的文章也肯定算好的。他的豪言比之古代的狂士，不算离经叛道。因为范曾是个艺术家，“流水线作画”肯定是他的隐痛，只是他作为一个艺术市场的宠儿，过多地把道德的天平倾斜到艺术市场那里了。他是没有尊重艺术，但他尊重了市场。他虽然复制自己，但这样做显然符合市场需要的保真原则。即便他的画供不应求，他也没有成立一个范曾工作室这样的形式找学生或代笔帮着画，而是选择了辛苦地重复自己。我想对一个从事艺术的人来说，重复肯定是痛苦的，如果说是没有钱，为生活所逼，无奈选此下策，情有可原，但范曾先生不缺钱，为什么他还能如此坚强地面对这样的痛苦呢？因为他太把市场当回事，甚至把市场的认可当做对自己艺术成就评价的度量衡了。

　　身处市场调配资源这样一个当下现实环境，郭庆祥的文章不但不可能让范曾失去做艺术家的资格，反而会宣传了范曾。甚至郭文不点名的批评，却又能让大家猜出个八九不离十，这种神秘感让郭文变成流言，更能放大传播的力度和广度。范曾先生不花钱就能获这么好的宣传效果，其实是应该付给郭庆祥先生一点宣传费的。如果范曾先生风雅一点，不妨送上一笔润笔费，一笑泯恩仇，这也不失为艺坛佳话。范曾是善于宣传和跟媒体互动的人，但这次的表现露出他的胆怯来，气魄还不够大。但他因为胆小却无意中干出了更大的事情——状告郭庆祥名誉侵权。从长远来看，范曾先生选择打官司，还是值当的。名誉官司带来的困难是暂时的，由于市场有一双无形的手规范着艺术市场里的卖家和买家，作为卖家的范曾的行为暗合了市场的游戏规则，市场会更加宠信他的。或许，在人们怀疑范曾的市场会不会崩盘的时候，更大的市场资本已经循名而来，涌向范曾。如果郭范是联手唱双簧，演绎了这场好戏，那绝对是中国艺术市场中一次成功炒作的妙笔。可惜，二人不是联手，而是交恶。

　　我个人预测，范曾此间承受的压力都将替换成广告费成本加在范曾先生未来的画价中，其画大涨特涨将成定势。从这点来说，范曾不仅赢了官司，还赢了未来的市场。艺术市场的游戏规则是靠名寻租，范曾越有名，他的画越好卖。用现代眼光来看，“名头”的本质是注意力经济。以往那种“酒香不怕巷子深”的思维显然不符合现实需要，现在是信息爆炸时代，不仅要吆喝，还要变着花样吆喝，美术界乃至整个文艺界基本上是怎样能扬名就怎样办，也不用管这名是好是歹。不信，你想想，每次有新的电影或电视剧播映之前，一般肯定先有导演或主演的绯闻之类炒作，赚大家的眼球，掏大家的钱袋。市场认“名”，有名就有商业价值，无名就一文不值。于是“芙蓉姐姐”、“凤姐”卖丑博名，竟能风光过市。又如，“艳照门”事件后，有违公众基本道德要求的陈冠希惶惶然声明退出娱乐界，没曾想，如今他又大模大样地杀回来了。这背后的推手都是市场“潜规则”，而他们闯荡市场靠的是“名”。

　　“名”有“实名”和“虚名”。一个画家要想有名，要么有真功夫，画得好，能够自成一家，那当然实至名归，名气一般水到渠成，名家就是真名家；但一个人要在艺术上自成一家太难了，于是，不少人只好在“名”上花心思，“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就是为了混个虚名，好用来忽悠众生。毕竟附庸风雅的人多，懂书画的人少。收藏圈有一句话说得好，就是“有眼无钱，有钱无眼”这句。意思是，懂书画的，往往有眼力没钞票；有实力掏钱买画的，往往没有鉴赏的眼力。像马未都、陆镜清这样有钱有眼的藏家在收藏圈可谓是凤毛麟角。其实这些很正常，毕竟术业有专攻，怎能要求一个人样样精通呢。“无眼”没关系，可以用嘴问呀，俗话说得好，“路在嘴边”；人家说了，用耳朵听，更用心“听”，“听”到入心了，才下单买，好像道理没问题。买画靠“听”而不是靠“看”，似乎也是中国艺术市场里的一个传统。前几年，山东人买画，就是听名头定价格，中国美协会员一个价，中国美协理事一个价，中国美协副主席一个价，主席价最高。大家觉得这是笑话，但这背后是商人的精明，对于书画这个很难让他们搞懂的行业而言，这能保证他们能有个基本层面的保障，“听”名头给钱是他们行走艺术市场一把不错的“拐杖”。本来，范曾的名头就不小，是美术界为数不多的由业内名家成功转型为社会名流的画家。如今经此官司，范曾的名头将更大，他的画怎能不热卖？画价怎能不涨？当然，范曾先生如果珍惜自己的艺术羽毛，那就要重新树立对艺术的敬畏之心，不能被市场蒙住了眼睛，市场中的价格不能代表艺术的价值，黄宾虹的价格卖不过同时代的很多山水画家，但美术史选择的只能是黄宾虹。如果真有“坐四望五”的艺术目标，那不能以量胜，而要选择以质胜，画家最后真的是靠作品说话的。如果此事能让范曾先生艺术获得新生，则郭庆祥的文章真的发挥了批评的功效。

　　写到这里，我还是有点担心，已经深陷艺术市场漩涡中的范曾能否拔身上岸？如果不能，我反而替郭庆祥先生可惜，你不好好当你的“画贩子”，却要跳出来替艺术真理代言，替艺术市场“除草”，却不料适得其反，不仅没有达到预期效果，反而以自己的笔为范曾扬了名，还要倒贴7万元“润笔费”，真是猪八戒照镜子——内外不是人。一个卖画的人不懂当下艺术市场的思维方式，这是不应该的。当然，作为熟人，我也希望老郭不要上火，经此官司，你已经成为当之无愧的知名批评家了。你创造的“流水线作画”这个词将成为中国美术批评的重要词汇，你披露“流水线作画”现象这件事也成为中国美术界的重要事件。说不定，花钱请你批评的人要排队也未可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