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8月16日，北京正热的时候，我去见了老画家田世光先生。他的家在他名之曰“柳浪庄”的六郎庄，一条小胡同，七拐八弯，很不好找。进大门，门楼、黑漆木门，两扇，厚重，给人很结实的感觉。从门外往进看，院子似乎很深，枣树高大茁壮，阳骄荫浓，覆盖了宽阔的院子，不仰头就能看见树上的枣黄亮黄亮的，嗦哩嗦罗，结得很繁，有些已经泛红。进门，迎面是一道矮墙，只是矮于外墙，墙根一排花盆，高低错落，玉簪翠绿地生长着。左趋，又是一道门，较大门窄细，进去，是阔大的院子，似乎凹着，四周的房子却高，迎门是更高耸的台阶，台阶上面一围平房。刚上台阶，一个老人迎出来，背头，头发斑白浓密，浓眉，方面，面色红润，精神健朗，戴眼镜，手拄拐杖，腿似有些颤。这就是田世光了。

　　此行我们是应西安绘画的朋友之托，为他带来了三颗关中的香瓜，为疗疾所用。去年他病了，是心力衰竭，住了几个月院，现在已经逐渐康复，只是行动还不太方便，医生嘱咐静养，因此他几乎婉谢了外面的一切社会活动，尤其是今年天气热，就更少出门。

　　我问起他家的房子，看来是老房子了。他说，这是他家的祖屋，他和我们现在说话的这间正房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这是北京比较典型的四合院，有大门，二门，天井，他住在这里心中很踏实，再者空气也好，邻近颐和园，其实就在颐和园的墙外。庄子环周无垠的稻田，流水淙淙，绿柳垂丝。他雅称之为“柳浪庄”，取谐音且有声有色，确是得意境之神韵。

　　早在门外就看见他院里高大的枣树了，一进门更看到两株枣树将满院和屋顶都覆盖了，不由得就提出心中的疑团，希盼他能给我解开。我问：“我发现北京的枣树很多，并且都长得高大、挺拨、茂盛，很有气势，粗可合抱的触目皆是。许多人家的墙根下还有一簇簇的嫩芽迸出来。胡同里槐树多，院子里枣树多，尤其是西城阜成门一带更多，西三条21号鲁迅先生故居里还有那么茁壮的一株，可惜先生在《秋夜》中写过的墙外的那两株枣树不见了，如果健在，七十多年的枣树，一定长得很高大了，树身两搂都抱不住……其他地方可没有这么大的枣树。可是不知这树上结的枣能吃不能？”我怀疑这么大的枣树，树龄又高，结的枣可能会是木枣，不能吃，因为陕北的大红枣、蜜枣，树都不大，也没有这么长寿的年龄，何况在我的印象里，凡是果木，愈小结的果愈多。关中的白杨树、榆树才能有这么大的身量。

　　田世光先生笑着说：“枣能吃，还很甜，肉也多。你看今年树上结的繁，但有的年分就都落了。这里临近颐和园，早先周围水多，就现在水草也很丰茂，荷塘、水稻一片片的，所以雾大。每场大雾过后，果子就落一地，我们都叫被雾‘cao（音炒）’。”我感了兴趣，觉得这是一个很形象准确的词，就想弄清楚。“这个‘cao’字怎么写？”他一口地道的老京腔，我对音韵又是大外行，还总觉得这个音中含着浓重的方言读音。他以前似乎也从没被人请教过，解释了半晌，“就是‘火’字旁，右边一个‘卓’，卓越的‘卓’。”我这才彻底弄明白，他说的原来是“焯”，音zao，意指烹饪时将菜在沸水里稍淘少倾即捞出。我明白后也不由得笑了，“北京人原来把这个字念‘cao’音，我们关中人都叫‘zao’，就是把菜在开水里钻一下就捞出来，不使之煮熟透。这字普通话里也念‘zao’，与关中方言读音基本一致，但北京话发这个音也很有意思。还有一个享大名的人的名就用的是这个字，就是黄季刚先生的侄儿黄焯教授。但季刚先生生性古怪倔拗，他不叫黄焯（zao），偏要叫成黄焯（zuo）。是另有来历？还是固执意要与世俗抗衡，说不清。有一次我去杏园，看望我在陕西师大读书时的老师郭子直教授，听郭老师说，他听黄焯本人说的，当时很新鲜，觉得季刚先生真是一个有性格风格的人。他是语言学界的一代宗师，明明知道这字该发甚音，却纯粹以己意读之，不知是完全好恶纵情，还是有甚避讳呢？还是“焯”字的古音就这样读？想起来真是有意思。

　　田先生颔首，也微微笑着。他也许以为无所谓，我却从他跟前又获得了关于北京的一点知识。转眼间，几年多过去了，不只田先生已作古人，郭子直老师也已神游道山。但柳浪庄上当时的场景仍历历在目，不能忘情。庚辰龙年的春天已经来了，他四合院里的枣树是否健壮如昔，康强无恙？如果还是，也没有被雾焯（cao），那么今秋就仍然可以淘净贮藏，红艳艳地用来飧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