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问及设计理论研究，或即“设计学”在全球的整体情况。我曾粗略地回答说：事实上，现代这方面的工作就其形态看，是近五六十年才渐次兴起、发展的，目前仍处于建构阶段，学科内部极不稳定。原先，与设计有关的篇章，主要集中于更早成熟的考古学、人类学和美术学领域，不过多倾心于散点出土的物件、原始部落的图腾、纹饰，以及更关注美术作品中非核心叙事性的因素。当然，也有受到宗教学等研究间接影响，愿意笼而统之地将其与“博物学”相呼应，而称作“古物学”的。

　　所谓“粗略”，即在于个人能力、条件有限，无法真正掌握全球的大小脉络，更不会坐井观天、洋洋自得地以为洞悉了宇宙真谛。可，目下有些活跃分子，总以自身便能“稳健”地挑起实践、理论两端而“潇洒”自居——将智慧的各色变幻、将行为的种种妙趣，说成是只有其个体方可把控的“小道”，并以此鄙薄、要挟他人。更有甚者，在被赋予了一定职权，占据了一些平台后，便开始大发谬论、大做文章，其背后令人不齿的，是企图以一己之私，行“治天下”之法的“独夫”逻辑。

　　对此，我觉得社会公心早已论定，但在方今学界，却仍有必要做些“消毒”工作，以利防微杜渐，以免混淆视听、贻害后学。

　　首先，眼前争论得最剧烈的问题，是工艺与设计的关系。承师训，我坚持认为工艺与设计只是“一个部门、两块牌子”。换言之，工艺就是设计，设计即是工艺。若非要囿于近世汉语因波折的演变历程而导致的局限，为两者框出所谓“定义”的“管辖范围”，那么艺术领域内讨论的“工艺”，即“工艺美术”，的确更普遍地触及到古代、传统，而“设计”则更多地面向现代、当下。

　　诚如恩师去年于汕头大学主持召开的“包豪斯”会议上的报告所言，“工艺美术”在现代，特别是在解放后的具体表现——“装饰”，是一个为了能够在彼时社会环境中，更好地令劳苦大众挣扎存活的不得已的“托辞”。提倡“装饰”、推动“工艺”的先行者们，面对积贫积弱的经济、人文窘境，在寻找族群前进的可能性的同时，也逐步明确了自身专业的定位，即通过由表及里的渐进式改变、改造，希冀着能温和地协助完成社会自觉教化、完成向现代文明转轨的重任。这事实上也正是蔡元培“美育代宗教”那壮阔理想的一次具体且能有的放矢、可按部就班的细化过程。遗憾的是，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那些繁难、历时冗长的“细则”未及全面执行便告终止，并在简短的集体调适后，很快被西式的现代设计教育所摒除。

　　于是，社会上最终只剩下了那种只会玉雕、米刻，只知奇技、淫巧的一类“工艺美术”的没有灵魂的躯壳，在苟延残喘。但，如果要追问什么才可称为“工艺”的灵魂，我觉得，这不二的选择实际仍指向了“设计”，而其更具中国味儿的名词便是“意匠”。至于前述“工艺是设计”的提法，恰也正站在这个更思辨的角度上立言。

　　工艺美术和设计的问题，虽然从近、现代艺术流变的层面看，肩负着异常沉重的社会革新使命，但假如可以稍稍释怀，那么归根结底，其仅是语词的不同运用。那么，最终的答案还在于，如果“工艺”指涉古代，它同样能够代表着旧时封建制度下，中国社会人群的所有设计能力与成果，其内自然也包括了现在那些时髦的噱头，什么市场、传播、调研、管理、评估、监测等等。非如此，我们则只能承认，那些养育过华夏民族的伟岸先人们，只是蛮荒小岛上一撮“缺胳膊少腿”的野民，而那几千年的文明进程，也不过是所谓全然不见现代“游戏规则”的懵懂“黄历”。

　　当前的设计学科，尽管存在着主要从西方模式中发展出来的手段与方法，甚至掺入了某些以“哈佛名校的管理学、营销学”为尚的浅薄蠢念，但它们的基础仍不是脱离于其固有的历史背景之外的。据此论之，中国的“工艺美术”必然且应该有着自己丰富而庞大的传统与内涵，断断不只是晓得表面化地捣鼓唐三彩、搬弄景泰蓝……

　　有自命为专业人士者最近放言，工艺美术要与设计拉开距离。起初我觉得这只是“好心办坏事”，但很快发现，其居心叵测——他所不断鼓吹的“设计”，只是作为行业一个具有某种交叉学科性的“广告”分支，而“拉开距离”的真正目标，是鄙夷地要彻底抛弃“工艺美术”这个祖辈赖以存续的智慧结晶与精神载体，继而重将中国的当代，陷入“后殖民”的奴役与漩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