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频密翻译、写作，体力稍感不支，可卧床休息时我却仍惦记着还有文章未及落墨。现在，只能昏沉沉打开电脑，敲击键盘——我也来不及细想，只是心内明白，无论如何都必须写。这是对友人们的主动的应承，更因为直至最近我才听闻，那位对我的学术之路有着影响的先生，早已于一年多前驾鹤西去，而我，真不愿再与她做一次擦肩而过式的惜别……

　　这位终生孑然、坚毅的学者，就是在我的母校正式任教约略10年的茹爱林老师。

　　我和茹老师最末一次晤面是博士毕业前夕在清华大学新修好的北门。当时恰逢离校，深冬的北国傍晚我与L君正飞速地骑行，当瞥见一个瘦削、偏矮，稀疏的灰白齐肩长发松散地束在脑后的女性身影时，我骤然捏闸跳车，奔上前与稍显惊讶的她寒暄着拥抱。不知从何时起，这便是我们俩不多的几次见面的“惯例”。茹老师还是那样亲切，略显疲惫但仍急速地用混杂着广西和湖南口音的话语热切地询问我的去向，并再三邀请我得空时到她已经安置妥帖的北门外的新家坐坐。

　　我早想着前去拜望，因为听说退休前，学校最终还是在高档的“荷清苑”教师公寓分了一套相对宽敞的大房给她，她也得以将多年在法国读书、研究时积攒的资料悉数搬入。可是，就在知悉去世消息后致电母校另一位师友L兄的交谈中我才晓得，我所想象的“大房子”的卧房里，其实始终只有一张床垫。至于满架的图书，最核心的部分已由茹老师亲自安排捐赠给了她曾短暂执教过的香港某机构。所余下的，只是几个空洞橱柜和几套穿旧了、洗旧了的常用衣裳，以及几箱复印回来的法文“字纸”。

　　对茹老师之前详尽的人生履历，作为只完整地听过一门课的学生，我实在不甚了了——应该是在我入学前两年吧，她已由常沙娜院长延聘归国，后又逢中央工艺美术学院被撤销、“合并”。纷乱间，茹老师告诉我们这五六名选课的本科生，面向系外只能先开设一门“染织专业英语”，以便逐步推广她理想的教学安排。

　　至于学习艺术史的我缘何执拗地参与课程，原因首先是不太吃力，毕竟已经有了两本现在看来实在不成熟的译作出版。另外，还了解到茹老师是当时仅见的，在法国获得过丝织、历史和数理图像方面的双硕士与博士学位，做过博士后研究的中国人。今天想来，授课中，老师对我最大的褒扬，却是多次向我推荐她在英国剑桥大学认识的几位染织史方面的学者，希望我能藉之早日出国深造。可，受人惠泽却幼稚得“不知感恩”的我，竟坚持要钻到中国这摊尘蒙的“故纸堆”里搅闹……而后几年的相遇，茹老师对此也只是慈爱地报以鼓励的微笑。

　　我迄今仍对“老大”中国灿烂的文明充满眷恋，并笃定地深信它会与我一生为伴，而茹老师却一直是个更加纯粹、高大的榜样：1985年，结束高中后十余年的动荡生活，她又由学习、工作过8年的苏州丝绸工学院取得公派资格负笈法兰西，从硕士研究生起修读于北法米卢斯的纺织纤维工程名校、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和巴黎第三大学，历时12载，在计算机辅助图形设计和北非织物史方面最终实现了个人学术的重大精进。可，再10余年，62岁时，她却因病辞世于北京……

　　我不知道的还包括，据亲朋回忆，茹老师早在身故前5年便已清楚所患病症。也恰在彼时，她获得了国内的教授资格，但个人却主动放弃了可能的治疗，以及相关的捐赠资助，将最后的光阴留给了为染织事业的持续的奔走。

　　而令我惭愧、悔恨的是，在那段仓促的岁月里，我不单没有趋近探问，除了每年定式的短信往来外，仅在学院“不安”的楼宇间，匆忙与她毫无主旨地攀谈过数回。记得一次，茹老师还特地请我这个祖籍闽南的小青年，回家时带查一下“漳绒”残存的织造工艺，她和法国的几位学者考虑就此做些新的研究。可我，在打过几通令人沮丧的“返乡”电话后，竟很快淡忘了她的嘱托……

　　哀痛中，我与L兄商议，努力将茹老师留法期间撰述的硕士、博士学位论文找回吧，翻译后和她在国内外零散发表的论文一同编辑出版，这可能也是我作为曾经的学生所能效劳的不多的分内事了。

　　眼下，未知先生埋骨何处，我只能寄望于一则短短的言语和将来一册小小的集子，在江畔晚秋的乡野，向她叩首遥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