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真快，为《美术报》创刊15周年写文祝贺还似昨日事，转眼间又迎来报纸20周年佳期。记得我上次撰文的题目是《美哉·少年》。15岁的美术报当时就像是一个美少年。我当时起这个题目，还隐约想到过在西湖边发生过的故事，京剧《李慧娘》中，那李慧娘游西湖路遇翩翩，惊呼一句“美哉少年”！竟被其主人贾似道砍了脑袋。写这出戏的作家孟超先生，在“文革”期间亦丧了性命。我在游葛岭时，曾经想往那“半山堂”看看，却被告知这里并无一点贾似道的遗留之物。其实，贾似道作为一个书画鉴藏家，中国美术史和书法史都绕不过他。如今可以称为国宝的展子虔《游春图》和王羲之《快雪时晴帖》就因为此人之手而得以传续。仅此一端，比起山东某地拿西门庆做旅游开发项目，杭州的满地英华，还尽有挑选的悠徐。

　　谈美术报，怎么扯起这些？因为《李慧娘》里的韵白，又想起杭州。就在半山堂下不远，西湖美术馆门外，蔡元培和林风眠塑像旁边，还遗留着“国立艺术院”的石牌。我每过孤山，都要在这石牌前驻足。蔡元培先生的一个理想是“以美育代宗教”，虽然他也曾在革命年代推崇过暴力和暗杀，但内心还是崇尚文化艺术，他以为中国人的艺术心理比其他民族更为浓厚，故他主政北京大学时，在彰扬科学民主之同时，也不遗余力发展艺术。而把杭州作为中国艺术之城来建设，则是国民政府抵定南京之后，蔡公办的一件大事。杭州的秀美湖山和悠远人文遗存，为他的理想提供了最好的场所。今天的美术报，由中国美院和浙江日报共同创办，20年间，在中国艺术界影响日益扩展，是否也可以看作杭州这艺术之城的一个象征？当然，在如今经济空前发展、精神世界相对贫弱的世风里，文化泡沫、艺术泡沫到处暄腾，寻找艺术理想，还得撇开那些浮沫，在现象的深处去沉潜。在我个人读书行路的经历里，美术报诚然是一个宝贵的存在。我和美术报算得上文字之交，也近乎道义之交。这里的几位编辑朋友，斯舜威、蔡树农、王良贵、戴牧，经过他们的劳动，我在美术报已经发表过近100篇稿件，回想之间，虽有若诸葛亮所谓：“临表涕泣，不知所云”，但在个人的文字生涯里已经占有相当分量。所以，想起美术报，首先如同面对西湖的温馨和清润。在我心里，美术报几乎就是西湖，就是杭州。能够和这家报纸保持这样长久的关系，端赖于报社同仁对事业的礼敬，对作者的呵护。我记得认识斯舜威兄不久，他就邀请我为报纸写专栏文字，并且要求每篇随笔里都要有一首旧体诗，这对我这些年对旧体诗的学习和实践是一个最贴切的促进；蔡树农兄不仅编我的稿子，他自己写的诗词也让我感觉“后生可畏”而自加惕励；王良贵兄编辑我的专栏文章，不时为文字细节往还商讨，在调离报社之际，又专门介绍我认识接替他的戴牧，使我为美术报副刊撰文不曾中断；有次我在中国美术学院做一个学术讲演，恰好当天美术报发表我有关诗词和书法方面的文章，戴牧赶在演讲开始前，挤了几趟公共汽车把样报送到学校。想起这些，我心头就感觉温润。前不久在杭州探望重病中的马世晓先生，他的生命已经十分衰微，但一谈到书法和诗，谈到和朋友经历的美好风景，眼中就突然闪现精神。我有时默想，自己的生命若到尽头之时，浮现眼前的恐怕也只能是那些文章道义之交，而美术报这些朋友给我带来的快乐，已经烙进平凡岁月里的记忆深处，成为幸福和安慰的汨汨流泉。最近，中央电视台的“幸福”提问，弄得众说纷纭，其实，幸福与否，主要来源于心灵的体验，若苏东坡，能够饱览“江上之清风，山间之明月”，他就感觉幸福。今天之我们，生涯寻常淡似水，但悉心体验平凡中的快乐，培植精神世界里真美善的因素，还是可以感受到幸福的。

　　美术报这样的好朋友要过生日，当然应该祝贺，但文章却迟迟写不出来。谈些恭喜发财之类言语，对不起报纸的版面，希望瞻望之类，也不免流于空谈。美术报处于世氛喧嚣之中，同仁辈既要追求精神，还得照顾现实，这就难免在雅俗之间跌宕。因己及人，因人及己，自己岂不也长久在此跌宕之中？正如苏东坡所云“我与我周旋久”。在有限的空间里，审时度势，尽量把事情办得满意些，就是此太平年月里的最佳选择。美术报诸公尽谙此道，才使得报纸办成今天的样子。作为一个老朋友，我近些年给美术报写稿不多，主要原因是出于反思及自量，在发表比较容易的条件下，很容易漫漶成文，过身一看，难免空疏乏味。如果大家共同呵护一个好的传媒，一个清净的精神家园，作为作者的本分，就是争取把每一次投稿都认真对待。

　　在以后和《美术报》的交往里，我要求自己这样做。

　　仿前例，还是以一阙《清平乐》结尾：

　　天书难晓，

　　每向云中祷。

　　昔来杯酒滋味薄，

　　对影斯人已老。

　　又闻湖上石山，

　　风光依旧缠绵。

　　去去秋波岁岁，

　　悠悠春水年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