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常说，现代人与古代人终归还是一样的——身体机能没有质的转变，就不可能有多重大的“格局”上的差异。譬如当今，大伙儿仍总愿借助表现于外的所谓“品味”，来草率推断某人性情及能力的高低，“以貌取人”自古难刈。可是，一样长期不变的，是人们同是不愿花点儿时间，去认真钻研那些“取人”的“貌”的“演化史”，兼及其内到底有无“科学的凭据”。

　　我的意思是，对那些似乎称得上“习见”的“物质文化”的深入探寻，往往被忽视，甚或摒弃。人们似乎更倾向凭着未必高明的“直觉”、愚拙的“自信”，以及癫蠢的“好恶”，便觉着大可看穿一切“虚妄”了……或许因为它们都是多余的“闲物”，纵使能够窥测人心，即便理性如现代人，也难得耐心领略其真正的精义了。但，约400年前的文震亨，却试图将这等实际相当可观的能力，彻底发展为一门值得细玩、省思的“学问”——相较于迷信不堪的“相面术”，这类“相物之术”倒有其高明之处，最起码它让人知道，如何将日子过得像个文明世界的一份子。于是，晚明沈春泽为其《长物志》作《序》时，会说：“夫标榜林壑，品题酒茗，收藏、位置，图史、杯铛之属，于世为闲事，于身为长物。而品人者，于此观韵焉，才与情焉”。

　　可惜，沈氏并不真正理解文启美。如果只是观“韵”、“才”与“情”，全无必要著书立说，邪性搬弄的“麻衣道书”，或者鄙流吟唱的“弹词宝卷”，已足以承担警示险患、鼓动人心、预兆将来的“职责”。当然，文氏对前者，也有他的借鉴与吸收。比如，就人之灵、肉共存论，居所与周遭，是当然的要件——没有甲壳，且未见得能在暗夜或苍穹中自如觅食的我们，其实对于糅杂了混沌“科技观”的，“风水学”所关注的“抽象自然”，至为依赖。于是，该书首卷，就是为了下文，而修葺一爿立命的根基——室庐。如此的由简至繁，亦乃人的智慧生存史，因此也才一步步由“门、阶、窗、栏、壁”的单一，走向“堂、斋、室、寮、阁”的纷乱。继之，也才有了侍弄花木、水石、禽鱼的各色可能。

　　所以，必须强调以“大历史”的眼光，来分析“文氏之术”。换言之，就是要将他的撰写，看作为一种系统化的“认识论”呈现。否则，仅仅靠信手拈来，好似眼下低劣“古玩城”里“搞收藏”一般，各拣所需，再肆意扭曲，置入一套畸态的“骗术逻辑”之内，那样的“相物”，终将沦为令人不齿的“淫伎”……难怪，奸贾最倾心的，首推其写下的“书画、几榻、器具”各卷：他们希望藉此斩获，是可悲又可叹的，无“韵”、无“才”、无“情”的“硬通货”。

　　不过，必须注意到，文氏逃不脱“利益既得者”的阴影。如此“相物术”的习得，少不了真金白银的铺垫。其族于朱明中后期，社会自由资本腾起之际，通过“艺”与“权”的交换，获得了足可睥睨“小民”的生活经验，故而也才成就了“书画”之下的，“衣饰、舟车、位置、蔬果、香茗”各卷。

　　若论之前的“书画、几榻、器具”，常人尚可获得，至“衣饰”起，能够躲在精致的“人造空间”里，博一时之恬淡、静逸，倒真成了以“有闲阶级”为核心的，又一种至今未变的“社会史”情状：原先，筑“室庐”以躲猛兽，现时，竟用之趋避“小人”与“俗物”。不过，问题的症结，恰在于，并非只有“大老爷们”才配拥有“相物术”。

　　与找出“人上人”的“相面术”相反，文氏之“相物”，虽处于传统“目的论”范畴，却还具备了极明晰的先进性：于尽力尊重花木、水石、禽鱼等的本性、原美的前提下，借助人的主观力量，重新对之进行必要的筛选、组合，虽夸张时，往往深陷矫饰的情趣而无以自拔，但，倒还可为那些常年沉浸在“腌臜长物”裹挟中的普罗民众，提供一种更温情的“软环境”支撑力。

　　的确，我以为，这类良性的“严选长物”，才是此“相术”的精髓。某种程度上，即等价于现代所说的“设计”。不过，同样的，它们又都是“双刃剑”——“设计”泛滥了，最终只能成为“诡话”；“长物”若不从积极层面，躬亲自省地促成健全人格，那结局，也就只剩“失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