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中国艺术品市场繁荣活跃，使中国艺术史从冷僻的专业一跃而成人文学科的重要组成部分。艺术史从无人问津到家喻户晓仅仅如隔昨夜，带来的结果是国内各大高校艺术史专业招生的火热，各类艺术史会议的讯息经常刷屏，高校艺术史的教学和研究备受人群关注。此外，每年都会诞生大量艺术史硕博士论文，海内外学者也不懈地编撰各种著作。

　　一个奇怪的现象，现在的艺术史领域，越来越多的人推崇外国一些艺术史家的研究著作。研究中国书画艺术需搜罗外国专家的意见，研究民间或考古发现的作品，更是要用一套外国理论将之阐释生发，美其名曰“它山之石可以攻玉”。理由是外国艺术史家的文章比较具有可读性，他们更擅长叙述历史故事，并乐于演绎发挥。这些似乎很有方法论的研究方式，对年轻学者和大众无疑更具导向性。

　　以前某位海外专家认为，美国大都会博物馆馆藏古代《溪岸图》是张大千、徐悲鸿、谢稚柳合伙伪造的，并演绎了种种故事，这已经成为高冷的笑柄。近来出版了另一海外专家写作的《清明上河图》研究，将这幅画与历史故事结合，企图揭示某种从未被发现的历史秘密。网络上更有“奇才”，像福尔摩斯一样侦查出画中各种人物的身份，来讲述隐含的天大政治危机。还有学院培养的学位论文甚至相信《清明上河图》在流传过程中引发的一种传说：由于严世藩为勒索此画而导致收藏者王忬被杀。这些研究的“戏说”成分过于严重，可以看作是媒体大众对艺术史进行消费的产物。例子多得不胜枚举，专家也变成了“砖家”。

　　其实，中国传统的治学方法并非不讲究系统的方法论，而是强调方法要活学活用，并能够实际解决问题。启功对董其昌的作品研究了几十年，才写了一篇《董其昌书画代笔人考》。他对董其昌大量的作品都做了悉心观察，并亲自临摹体会，从而在总体的流派风格中分析出细腻的差别，从而把握了真迹与各种代笔之间的微妙差异。这篇文章看似轻松，但其背后显现的却是扎实的学术功底，比如文学、历史文献学、书画鉴定学、风格学、笔墨品评，等等。他对研究方法有炉火纯青的运用能力却不露痕迹。

　　学术论文转换为书需要潜在的读者群必然是专业的，研究的价值应当以是否解决问题为评判标准，而非以成为畅销书为目的。而普及读物则应该参考学术成果，出版、媒体行业严格把关，这样才能对社会有良性引导，更对得起学术良知。

　　（徵颐，艺术史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