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时间：2001年5月

　　采访地点：北京台基厂 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办公室

　　采访对象：陈昊苏（陈毅长子，时年59岁）、陈姗姗（陈毅女儿，时年51岁）

　　采访记者：赵曦 张小琴

　　“大雪压青松，青松挺且直。要知松高洁，待到雪化时。”这首家喻户晓的诗歌，出自性格刚毅、乐观豪爽的陈毅元帅之手。写这首诗时，陈毅已经步入晚年，然而他的豁达、大度和挥洒自如的诗人气质，长久地影响着家庭中的每一个人。

　　陈毅40岁才与夫人张茜有了自己的孩子。大儿子陈昊苏，任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会长；二儿子陈丹淮，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总装备部工作；三儿子陈小鲁，国际标准公司董事长；小女儿陈珊珊，任中国驻爱沙尼亚大使。陈毅去世已经30余年，但是在儿女们的心中，那记忆长河中父亲永恒的关爱依然挥之不去。　　

　　低调的父亲

　　据孩子们回忆，父亲一直是低调的，从他们上小学开始，按照父母的要求，在履历表“父亲”一栏里，一直填“陈雪清，职务：处长”。几十年过去了，早已步入中年的孩子们终于体会到了父母的苦心。

　　记者：建国以后，陈老总先后担任华东军区司令员兼上海市市长，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部长，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可以说是日理万机。虽然父亲很关心你们几个，但是你们父子间的交流应该要比一般的父子少？

　　陈昊苏：在我上高中和大学的时候，我父亲确实是相当地忙。那个时候毛主席有个习惯，半夜三更都要召开会议，所以领导人半夜三更都得到他那儿去。一开会就可能到深夜，所以我们都知道在早晨一定不能喧哗。他有的时候偶尔问问我们在学校的情况，我们也都三言两语地聊聊。　　

　　记者：我听说1961年，陈老总和夫人都出国了，当时您弟弟正好高中毕业，升入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去继续深造，为此陈老总回国后特意给您弟弟写了一首《示丹淮》的诗。

　　陈昊苏：1961年，我弟弟丹淮正好高中毕业，当时他自己选择到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去学习现代化的科学技术，学习导弹或者是军舰。因为那一年，正好我父亲到国外开会，是解决老挝问题的日内瓦会议，他是代表团团长，而且这次去的时间也是比较长的。

　　丹淮中学毕业，9月1号大学就开学了，他离家的时候父亲母亲都不在家，我记得是我把他送到北京站去坐火车。我父亲当时没有来得及写信，后来他就写了一首诗，可能是在日内瓦写成的，到了9月末，我父亲回来把这首诗寄过去了。

　　“写诗送汝行，永远记心中。汝是党之子，革命是吾风。汝是无产者，勤俭是吾宗。汝要学马列，政治多用功。汝要学技术，专业应精通……”

　　丹淮看了非常高兴，他作为一个年轻人刚刚离家，难免非常想家，但是他看到这首诗后受到很大的鼓舞。

　　记者：当时这件事情学院知道了，还想在校刊上发表出来？

　　陈昊苏：当时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的领导知道了这件事，专门给父亲写了一封信，意思是说你给你儿子写的信我们都看到了，觉得很有意义，我们能不能在校刊上登出来，我父亲没有同意。

　　1950年，陈毅唯一的女儿出世了。陈毅夫妇一直盼望着能有一个女儿。此时全国已经解放，女儿也盼来了，陈毅特别高兴，说这个女儿姗姗来迟，就叫姗姗吧。

　　记者：哥哥们当初都选择了理工科专业，以科学技术为祖国建设添砖加瓦，只有妹妹选的是外语专业。

　　陈姗姗：我学外语专业是我父亲的决定。他对我说：国家现在非常需要外语人才，女孩子也应该搞一些比较文静的工作，所以你还是学外语吧。那时刚刚成立了北京外语附属中学，父亲想从小就培养我，所以我最后考的外语附中。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学校停课了，母亲就督促我在家里学外语。1970年我去了部队医院做护士。有一年放暑假的时候，父亲到北戴河去休养，我母亲就送了我一套医学的书，是英语原版的，让我利用假期学英文。应该说我今天这么深厚的英语基础与他们当年的督促是分不开的。

　　围棋外交

　　陈毅不仅喜欢诗,还喜欢下围棋。陈毅逝世后,日本棋院于1973年追赠陈毅为围棋名誉八段。

　　当年在极其错综复杂的外交形势中，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副总理举重若轻，以“围棋外交”的方式化解了中日之间的一场严重危机。于是有人这样比喻：如果说1971年的“乒乓外交”是“打开中美人民友好交往大门”的一把钥匙；那么，1959年的“围棋外交”就是打破中日关系僵局的一招高棋。　　

　　记者：陈老总除了喜欢写诗之外，还非常喜欢下围棋。您对父亲的围棋情结了解多少？

　　陈昊苏：因为他比较喜欢下围棋，所以他大力提倡围棋运动。在战争年代，他周围的人，比如叶飞同志、曾山同志、张劲夫同志，还有好多，都是跟他一起下过棋的棋友。后来他到了北京，更有好多好多的棋友，甚至年轻的棋友，当时陈祖德、聂卫平都见过他，因为他们是神童。

　　记者：陈老总喜欢围棋，并且善于把它运用到工作中。当年围棋在外交方面也起到了不小的作用。

　　陈昊苏：当时他和日本的松村谦三先生共同倡议搞围棋交流。在1963年中日双方的围棋交流会上，日本一个围棋团授予他一个荣耀的段位，当时是授给政治家的最高的段位。到1973年他去世的时候，日本的围棋代表团来访，他们认为我父亲为两国关系正常化作出过贡献，为了表示敬意，又追授了他一个荣誉八段。　　

　　记者：有人这样比喻，1959年的“围棋外交”就是打破中日关系僵局的一招高棋。那么您知道这次“围棋外交”的具体情况吗？

　　陈昊苏：1958年5月，中日友协在日本长崎举办的中国邮票和剪纸展览会上，首次在日本悬挂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不料国旗竟被两名日本暴徒撕毁，制造了“长崎国旗事件”。这一事件在我国引起了强烈反响，我父亲当时是副总理兼外长，代表国家发表声明，向日本提出强烈抗议，有关方面也宣布停止执行中日钢铁协议和渔业协议。两国的民间来往也因此中断。后来日本方面为了缓和危机，于1959年10月派出以自民党顾问松村谦三为首的代表团来华访问。松村是日本一位资深政治家，他主张恢复日中邦交，反对当时日本政府敌视中国的政策。

　　松村也酷爱围棋，他和我父亲会谈之余，两人数次对弈，互相钦佩，从而结为棋友。父亲向松村建议：“围棋、乒乓球、书法、兰花都可以交流，不谈政治，只谈友好。”这一建议得到了周恩来总理的首肯，松村也欣然同意。　　

　　双料元帅

　　“外交就和打仗一样，不可能没有风险，为了国家的利益冒点风险是值得的。”正是这种信念支持着陈毅积极地投入到了新中国的外交工作中。

　　打仗，他是元帅；外交，他也是一名当之无愧的元帅。　　

　　记者：在上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中国和缅甸的关系非常亲密，周总理在1954年参加日内瓦会议，后来访问印度和缅甸。中国和印度、中国和缅甸分别发表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宣言。

　　陈昊苏：当时我父亲陪同刘少奇主席、周恩来总理，都访问过缅甸。我记得他自己也访问过缅甸，还和吴奈温主席一起踢过足球，因为我父亲年轻的时候就是一个足球爱好者。为这事他还专门写了一首诗，“我住江之头，君住江之尾。彼此情无限，共饮一江水。”这首诗充分体现了中缅之间的友好情结。实际上他给缅甸写的诗还不止这一首。　　

　　记者：1955 年4月11日出现了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爆炸事件。周总理和您父亲因临时改道而幸免。

　　陈昊苏：我父亲说，外交就和打仗一样，不可能没有风险，为了国家的利益冒点风险是值得的。那个时候不像现在，飞机可以飞很远，当时，中间还要在新加坡停，实际上是先到缅甸仰光，从仰光再到新加坡，从新加坡再过去，分好几段走，而且到了仰光还有很多政治会见。所以每一步都可能有安全上的问题，父亲说当时都很警惕，当然亚非会议最后还是很成功的。父亲说当时他是国务院副总理，但他负责的是科学内政这方面的工作，周总理兼外交部长，所以他参加这个会议实际上是协助周总理，所以他把整个代表团的安全，特别是周总理的安全放在一个很重要的位置。　　

　　携手共艰危

　　在陈毅的“忧患”时期，张茜作为他的伴侣和战友，在精神上一直是坚强的支持者和慰藉者。无论是挨批，还是遭贬，都有来自张茜精神上的慰藉；无论是流放，还是身患绝症，都得到张茜的陪伴和照料。　　

　　记者：1971年陈老总得了直肠癌，当时手术很成功，身体恢复得挺快，这个时期您的父母留下了人生最后一张合影，不久之后，陈老总就去世了。

　　陈姗姗：我父亲是1971年1月得的直肠癌，当时做了手术，手术后恢复得很快，那张照片就是1971年“五一”前后照的，是他身体恢复得最好的时期，而且我的三哥陈小鲁也从部队回来了，所以那是他最欢乐的一段日子。我们没有想到父亲患了直肠癌居然恢复那么好，大家都非常乐观，战胜这种癌症是很令人高兴的事，所以照片拍得非常成功。但是在1972年，父亲还是没有抵抗住病魔的袭击，离我们远去了。　　

　　记者：陈老总去世不久，您母亲也被查出得了癌症，虽然大家都不敢告诉她，但当她得知这个消息时，老人家却显得很平静，是什么东西在支撑着她呢？

　　陈姗姗：当时是这样的，我父亲患病的整个过程，就是从发现到会诊，包括治疗方案，我母亲是全部参与的，所以她对这个癌症了解得非常清楚。我父亲去世以后，她就住院了，很快就查出咳的血里边有癌细胞。医生们都很为难，不知道该不该告诉她，最后是叶帅去跟她说的。当时叶帅也觉得很为难，但是当叶帅来到我母亲面前的时候，她已经明白了，就主动问是不是在痰里找到了癌细胞，叶帅就点点头。母亲说，这也好啊，这样我就可以放心地跟陈老总去了。当时她的外表是非常镇静的，但是我觉得对她的打击也是很沉重的。　　

　　记者：父亲去世以后，听说您母亲在医院里还一直坚持做父亲诗词的整理工作？

　　陈姗姗：对。我父亲在“文化大革命”后期说过，想把诗词整理出来，我母亲就记在了心上。虽然她知道自己已得了癌症，但她下决心在她有生之年要完成我父亲这个愿望。我母亲是非常非常勤奋的，所有的诗词，她都从头开始整理。第一本诗词整理出来的时候还在“文革”期间，是不允许出版的，只好用油印。叶帅也很关心，就给我们从军事科学院找了一个打字员把诗稿都打出来，然后油印了一本《陈毅诗词选》，非常简陋的一本书，可那是母亲的心血。　　

　　记者：您父亲作为一位元帅，作为一位外交家，“文革”中经历了沉沉浮浮，对于他的一生，对于他的精神境界，作为女儿您能体会到吗？

　　陈姗姗：父亲去世的时候我只有22岁，我记得毛主席出席追悼会的时候跟我们说，你们年轻人不懂世事，再过几十年摔几个跟头就懂了。我的感触很深。1968年我就离开家了，所以我真正跟父亲生活在一起的时间不多，我理解他也就十几年的时间，而且再加上“文化大革命”我工作很忙，他们也受到冲击，我们交流是很少的。我觉得很遗憾没有拿出更多的时间跟父亲生活在一起，很难真正地了解他，体会他。回想起来觉得他有好多好多的优秀品质，我们都是很难学得到的。　　

　　记者：现在时隔多年，您觉得父亲哪些优秀品质值得我们后辈去学习呢？

　　陈姗姗：他的无私无畏。他做的一些事情完全可以采取另外的方式，比如与别人同流合污，但他没有这样做。他自己说他要为老干部说话，虽然大家没有选他当老干部的代表，但就是那种捍卫真理的精神，使他不为自己的名利考虑。如果为他自己，他就不会这样子。所以我觉得这一点我是非常钦佩的。

　　摘自凤凰出版社2009年7月出版的《往事实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