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黄荣波眼里的“亲密战友”，是张德中心里的“爱民书记”……

　　近日，记者通过王芳的保健医生，联系到了多位曾与他并肩战斗过的老部下，面对面进行了采访。

　　黄荣波：他是亲密战友

　　1965年8月，王芳被任命为代理温州地委书记，同在省里工作的黄荣波作为王芳秘书随同去温州。在王芳弥留之际，黄荣波也是陪在他身边的人员之一，王芳的子女都亲切地称他为黄叔叔。

　　谈起旧事，黄荣波这位浙南游击纵队出身，曾任浙江省国家安全厅厅长的老战士老泪纵横。　　

　　奉命预审张春桥

　　1980年6月2日，秦城监狱一间预审室，王芳和黄荣波一起提审一个特殊的人物——时年63岁，曾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总政治部主任等职务的张春桥。

　　1980年，中央成立由彭真等人组成的“两案”审判指导委员会，中央书记处决定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先交给公安部预审，要浙江等6省各调6名公安干部，赴京接受任务。彭真点名要了王芳，时任浙江省委副书记的王芳则点名要黄荣波参加。

　　4月19日，王芳、黄荣波等6人赴京。5月26日，预审组正式进驻秦城监狱，浙江组被分配负责对张春桥的预审工作，王芳任组长，黄荣波是副组长。

　　6月2日，第一次提审。黄荣波回忆，他们前后一共提审了11次，张春桥始终一言不发。而王芳等人早就预料到张春桥会拒不回答问题，他们着重调查取证，从掌握的材料入手，从6月2日到9月22日，王芳领导的浙江组完成了起诉意见书，并送交最高人民检察院。

　　下乡工作，最多一天走了100里

　　黄荣波和王芳相交要从1965年说起。

　　现年78岁的黄荣波出生贫苦家庭，于1949年3月参加浙南游击纵队，1952年转业到浙江省公安厅政治保卫处工作。

　　“那个时候王芳已经是公安厅领导，我们只在开会和汇报工作时见面。”黄荣波说。

　　1964年，王芳担任诸暨社教（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试点）工作团温州地区分团团长，1964年底，黄荣波也被调去一同工作。

　　1965年8月，时任浙江省副省长的王芳代理温州地委书记，黄荣波因为是温州人，加之在社教工作中表现出色，被王芳选作秘书前往温州。

　　黄荣波说，从9月开始，王芳先后去瑞安仙降、文成石垟、洞头、平阳鳌江等地蹲点。

　　“都是住在群众家里，吃的是咸菜，根本没有领导的架子。”黄荣波说，按照当时的说法，叫“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为了深入了解基层情况，王芳最多的时候一天走100多里路。

　　“可以这么说，当时王芳走过的有些地方，当地一些县领导都没有去过。”黄荣波说，王芳要听的，是来自最基层的民声。

　　纷乱年代保持清醒头脑

　　1966年，文化大革命到来。

　　“人家都在闹革命，但王芳坚持抓生产。”黄荣波回忆说，王芳住到鳌江镇政府办公，挨村走访，掌握第一手材料，又到洞头县海岛渔区调查研究。

　　后来，王芳受江青的迫害被押解去北京。“文革”结束后，黄荣波于1977年3月被任命为温州地委办公室副主任，1980年两人预审了张春桥。之后因为工作调动，就没有再在一个单位共事过，但两人的情谊却不断加深。王芳弥留之际，黄荣波一直陪在身边。

　　“能在他去世前陪在左右，是我的荣幸。”说这话时，黄荣波留下了眼泪。

　　为了纪念这位老领导、老战友，黄荣波连夜写了数千字的回忆文章，以表纪念。

　　张德中：他是爱民书记

　　听闻王芳逝世，66岁的浙江省武警总队原政委张德中不禁流下了热泪：“他是个好领导，好大哥。”

　　1978年5月至1987年3月，王芳先后担任浙江省委副书记和省委书记，其间，张德中于1981年至1985年担任王芳秘书。

　　在给王芳当秘书的这段岁月，张德中几乎跟着王芳踏遍了浙江的角角落落。

　　“和王书记一起出去，我们的吃住都很简单，一般住在县里的招待所，有时候就吃住在当地的老百姓家里，但我们都会付钱。”张德中说。

　　张德中记得，由于在“文革”期间受到迫害，王芳的身体不是很好。

　　“家人心疼他，特意养了几只鸡，用鸡蛋给王书记补身子，可城里买不到喂鸡的糠，有一次下乡调研，我向乡亲买了两筐糠，老乡说糠不值什么钱，拿去就是了，但王书记还是坚持要我把钱给老乡。”张德中说。

　　由于常年在群众中间调研，王芳了解很多基层的情况，对他的很多决策都有影响。

　　“他还交了不少百姓朋友，他们经常来看望他，有的还给他带来家乡的土特产。”张德中说，但王芳从不收乡亲带来的东西，实在推不掉，也会把钱付给乡亲。

　　离开领导岗位后，王芳和张德中之间的感情更亲密了。

　　张德中曾问过王芳：“你完全可以让自己过得好一点，为什么要那么艰苦呢？”

　　“我只是做了我该做的事，我要做毛主席的好学生，可我离这个目标还有很大距离。”王芳这样回答。他说，他对自己的评价是“基本合格”。 章建森 王晨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