倾诉人：贾爱琳

　　我是一位独生女，生于上世纪70年代末，我们这代人，共同面临一个问题，就是夫妻双方要共同照顾4个、甚至是8个老人；而我们这代人又身处一个竞争激烈的时代，工作压力大，休息时间少，当老人生病时，自己却分身乏术，这是我们最苦恼和最内疚的事情。我也不例外，在而立之年就遇到了这个棘手的问题。

　　我的工作单位和家离得远，每日往返车程至少需要两到三个小时。我每天要6点20分前出门，晚上7点半后才能回到家，每周休息1天。2008年11月，母亲癌症复发并多处转移，为了让她没有思想负担，我和父亲选择了隐瞒病情，骗她说是脑水肿，哄着她去医院就医。与此同时，我和父亲同医生准备下一步的治疗方案。

　　王姨待母亲和我们，就像自家人

　　为了让母亲的身体状况能承受放化疗，我决定给母亲请个会煲汤的保姆，给母亲补养身体。于是，我从某月嫂家政中心请来了王姨。当时工作人员介绍说：“她叫王树春，50多岁，做过月嫂，做饭不错，因为家中有丈夫和孩子，所以只能上白班。”因为我和父亲除了每天陪母亲去医院做放疗，还要上班，就希望有个人能陪母亲并且能给她煲汤、洗衣，也没什么奢求，就这样，王姨成了第一个来到我家的家政服务员。

　　王姨除了煲汤好，人也很勤快，放下这个活儿又拿起那个活儿，就没有闲着的时候。母亲是个女强人，退休前工作出色，家务也做得井井有条。可是，就连母亲这样一个闲不住的人，都说看着王姨累。唯独有一件事王姨让我们不适应，就是她总是自己带饭，从不吃我家一口东西，饮料也不喝，这让我们非常过意不去，劝了多次，仍拗不过王姨，也只好随她了。

　　王姨和母亲年纪相仿，两人很谈得来，每天有说有笑，这让我很高兴，因为这样我就不担心母亲独自在家瞎琢磨病情了。

　　我暗自琢磨发工资时一定要给王姨加薪。可是，我给王姨多加的工资，却被她放在我家桌子上。问她为何不要，她说看我家不容易，心疼我家就我一个孩子，负担重，到处都需要花钱，让我们留着给母亲治病。没有办法，我和老公只好亲自将钱送到王姨家，她这才勉强收下。但是，自此以后，王姨就总是悄悄地给我家买菜和馒头，给钱也不要，说总给钱就显得见外了。就这样，王姨就像自家人一样，每天照顾母亲、收拾家务。面对王姨的照顾，我和老公无以为报，只有像亲戚一样常去王姨家走动。

　　母亲病重，王姨的工作负担也加重了，但她始终没有怨言

　　去年元旦过后，母亲病情加重，癌细胞已转移至脑、肺、骨骼，就连脊髓都被癌细胞侵蚀了，医生说母亲很可能会瘫痪。这时，我开始物色上晚班的保姆。

　　试了几个保姆，父母都不满意，还没等我找到合适的保姆，母亲已经大小便失禁。一次性尿不湿不透气，因怕母亲生褥疮，我们用纯棉布代替尿不湿，每天需要换洗十几块尿布，多次帮母亲翻身擦洗。母亲身子较重，一个人根本搬不动她，晚上，我和父亲共同照顾母亲，我担心白天王姨一个人太累，就赶紧请了一个全天的保姆。好景不长，新请的保姆并不像王姨那样勤快，母亲晚上醒来，我们都醒了，可新来的保姆却醒不了。无奈，父亲只好请假，白天和王姨共同照顾母亲，晚上，我、老公和父亲再轮流照顾母亲。期间，我们也曾担心王姨身体吃不消，会辞职。但王姨始终没有怨言，一如既往地对母亲无微不至地照料。

　　母亲走了，王姨来吊唁，我由衷地给她磕了三个头

　　很快就到了去年4月，母亲已经不能进食，她似乎觉察到自己时日不多了，开始催促我们为她订做寿衣，买墓地。一般的保姆，到了这个阶段就辞职不做了，可王姨非但没有辞职，还不断地开导母亲，答应母亲等她病逝后，帮我照顾姥姥，以后等我有了孩子，还帮我照顾孩子。经常是她和母亲两个人聊着聊着就哭了，我知道，母亲是把王姨当做亲姐妹一样倾诉和依赖；而王姨是把母亲当亲人一样照料，并且为此日渐消瘦。

　　2009年5月3日，母亲撒手人寰。王姨来吊唁，我心中感慨万分，王姨是我从家政中心请来的，一个素不相识的人，却对我有亲人一样的慰藉。我觉得，仅仅加薪是不够的，那天，我由衷地给王姨磕了三个头。让我感动的是，王姨在母亲走后，依然像以前一样来看我，让我在失去挚亲以后，又重新体会到了亲情的温暖。

　　据《燕赵老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