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公开：

　　不能“适时”，只能“及时”

　　江于夫：如今，随着互联网等现代化信息手段的普及，公众获得信息的渠道日益丰富，获知信息的愿望也更强。这就要求，在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理中，政府信息公开一定要及时。信息传播有先入为主的特性，如果遮遮掩掩，各种流言、噪声就会蔓延，剪不断，理还乱，最终政府只会陷入被动，难以抽身。如此下去，“雪球”会越滚越大，再想跟上趟就难了。

　　王玉宝：这确实是突发事件信息公开不当可能会产生的后果。如果突发事件总是形成讳莫如深的局面，将会定格民众对公权方的不信任，损耗后者的公信力。一次的公信力损耗，看似问题不大，但两次三次四次，当公信力一点一点损耗到一定程度，就会出现一个局面，这个时候你说什么老百姓也不信，从不明真相变成不信真相，从而陷入那个著名的“塔西佗陷阱”。

　　吴晔：是的，眼下政府的公信力正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毋庸讳言，现在已经不再是政府说什么，公众就相信什么，政府唯有以坦诚的态度面对公众，才能提升自己的公信力，提升社会的凝聚力。

　　谢正法：我觉得“坦诚”二字甚为有理。政府信息不能及时公开，和一些地方执政的思想观念和作风态度密切相关。在少数政府部门和领导干部的思想深处，存在着藐视人民权利、藐视法律权威、藐视监督力量的潜意识。他们不尊重人民群众的知情权，隐瞒真相，欺骗大众，把自己置于人民之上。个别领导所说的“雷人话语”，表面上看是不会说话问题，实质是立场观点问题。

　　张永贵：说的没错，在《政府信息公开条例》颁布实施4年多的今天，还存在信息不公开的事例，还有驼鸟式躲避思维，这说明行政权力和领导特权的膨胀而让法律相形见绌，苍白无力。而且，强化监督的基础环节就是公开政府信息，落实群众的知情权。不能及时公开信息，就是把监督推到一边，让监督睡觉，让权力恣意妄为。

　　王玉宝：实际上，这也是长期以来政府习惯自身的全能角色，习惯为人民作主、决策，尚未接受和养成现代民主政治下尊重公民知情权、遇到问题及时与民众沟通的新行为模式。不知道怎样击中民众的信息需求，怎么说才更有效，还未能练就与时代相适应的本领。这就是不会信息公开的表现。

　　吴晔：从老百姓角度来看，灾祸降临、事故突发的时候，老百姓最迫切的要求，就是希望政府能够及时、据实公布救助情况、伤亡人数。比如，确认的有多少，不确认的有多少，及时公布，滚动发布，发现几个公布几个。信息公开越透明、越及时，百姓才能越安心。

　　谢正法：没错，信息公开必须是及时的，不能是“适时”的。所谓适时，就是政府部门和领导干部主观认定的适宜时间，它有很大的选择性。适时，就要等，从而变为拖；适时，就要选，从而变为瞒。适时的结果只能是当真相还在穿鞋的时候，谣言已经跑遍全城。所以我们要的公开必须是及时的，这个及时就是突发事件发生的同步时间，就是最快最早掌握真相的第一时间。

　　良性互动机制

　　始于信息公开

　　张永贵：在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理中，政府应该学会利用好现代传媒工具。现在是网络时代，或者自媒体时代，人人手里拿着麦克风，你挡也挡不住，躲也躲不了。这是一把“双刃剑”，就看怎么用。用得好，就会变成“网跟人走”；用得不好，很可能直接就“躺着中枪”。关键是，相关的官方信息必须抢在各类谣言之前发布在权威网站上。这不是技术问题，而是态度问题。

　　朱玲：在救灾中，我们首先应当坚持的是以人为本，生命最可贵。首要的是建立信息公开基础上的预警预防机制。这些年，浙江在防洪防涝防台防汛中，有个做法非常好，那就是“三不怕”：不怕“兴师动众”，不怕“劳民伤财”，不怕“十防九空”，宁可听群众骂声，也不要听百姓哭声。现在，整个社会已经形成一种共识：无论是什么样的灾难，总是把救人放在第一位，并且不惜一切代价。这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在各类应急处理中，无疑也是最重要的一条。

　　江于夫：我觉得，信息公开不应该只是应急的措施。北京那场暴雨，直接经济损失上百亿元。有时候我就在想，如果当初政府部门肯出这样一笔钱，投入在地下管网设施改造，受灾的程度或许可大大减少。凡事预则立。我们不能等着事来了，才想起来建各种预防设施。具有前瞻性的投入很必要。这就涉及到政府日常工作中的政务公开问题。

　　王玉宝：的确如此，信息公开既是政府义务，也是公权力合法有效运作的前提。说到底，不少情况下，一些地方政府部门不愿信息公开，根本上是手脚不干净，个别官员可能在相关项目上涉入了小群体利益，如何愿意信息公开？因此，要确保信息公开，前提是政府光明磊落，特别是具体官员不存私利。否则，后面的信息公开都是空话。

　　谢正法：这就涉及到问责制度的落实问题，这也是健全和完善政府信息公开制度的一个很重要的环节。惩恶才能扬善，不惩恶或者惩恶不严，只能是扶恶压正，只能使制度流于形式，只能使同样的悲剧不断重复出现。

　　朱玲：确实，现在的问责还很不到位，官员被追责，要么避重就轻，要么易岗再起，未能起到惩戒的作用。我们要让以人为本走出“本本”，走进现实，走进百姓心坎，就要实实在在地为老百姓办好事、办实事，这就必须对那些不对群众负责、只会投机取巧的人坚决说“不”。

　　王玉宝：是的，此外，政府决策机制还要公开透明，要有宽松的舆论环境让人说话，要有司法环境保障公民的权益诉求机制。有此三项，官员无法也不敢勾兑私利，信息公开自然水到渠成。

　　张永贵：适合的，才是最好的。打一个不太恰当的比喻：对一只母鸡来说，麦粒远胜于钻石。只有建立有针对性的对话机制和处理机制，我们才能获得更多的教益。信息公开不是洪水猛兽，相反，它是政府与民众之间沟通的“脐带”。这第一步，应由政府首先主动迈出，在方式和观念上走在前头，这也是形成良性互动机制的基础。还有就是，地方政府在作出决策之前，应当充分运用好广大民众、社会组织以及专家学者的力量，为他们提供理性表达诉求、有序参与社会活动的渠道，这样才是负责任的透明化政府、服务型政府的体现。

　　（本期“圆桌论坛”参与人员为本报理论评论部谢正法、张永贵、江于夫、王玉宝、朱玲，实习生吴晔。）

　　本期主持：朱 玲

　　在《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公布并施行四年后的今天，“信息公开”已成为一个近乎人尽皆知的名词，但其实际执行情况恐怕并不尽如人意。

　　谣言止于公开。在媒体全面渗透大众生活的信息时代，面对突发公共事件，政府能否以最快速度、最大程度地向公众公开信息，已成为影响事件平稳解决的重要因素。信息公开，不仅是为了安抚人心，也不该只是一场新闻发布会、一种应急公关手段，它所对应的是公众知情权、监督权的落实，同时在现代社会管理中，它还是政府建立与民众之间良性互动机制的基础，是帮助政府和个人作出明智、公正决策的支撑。

　　在本期讨论中，我们关注的不只是信息公开，也不只是突发公共事件的应急处理，更期待找寻到避免此类矛盾冲突的良策益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