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伟

　　一年一度的夏季达沃斯论坛在天津举办。尽管这只是其主论坛——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或曰“冬季论坛”的一个“衍生品”，但作为全球企业界的“新领军者年会”，它在新兴市场经济体和全球“成长型企业”那里，依然具有很强的号召力。

　　略微遗憾的是，全球企业领军人物中，盖茨（比尔）退了，乔布斯死了，巴菲特老了。就连一度被视为东亚新兴经济体企业领袖代表的三星团队，也陷于内外官司缠身的窘境。而他们的身后，堪与他们比肩的世界级新领军人物难觅踪影。全球企业领袖颇有些青黄不接的“后”意境，打开称之为“后盖-乔-巴时代”。对于以搭建全球“成长型公司”与大型跨国公司对话平台为主旨的达沃斯夏季论坛而言，无疑略有些美中不足。至于全球经济，到处都能看到或强或弱的“后危机”征兆。

　　论坛最值得关注的是其主题——“塑造未来经济”。在我看来，这个主题实际上是对中国政府提出的“转变增长方式”及产业转型升级的一种国际视野的发挥。这个主题实际上为中国各级各类经济决策者辟出了巨大的决策思考空间，可据以导出众多切中中国经济与产业发展要害的好问题。

　　就浙江区域经济与产业转型发展视点来看，此次夏季达沃斯论坛主题直接引出的一个问题是，作为中国大陆民营经济最发达的省域，究竟应该塑造怎样的未来经济？具体到产业层面，就是产业转型何处去？靠什么实现转型？还有，在产业转型与重塑区域经济中，政府究竟该当何为？

　　我以为寻找这些问题的答案，必须审时度势，必须基于对浙江经济与产业发展大势及其现实处境的准确把握。所有区域现实中，三个视点的现实最值得重视并纳入决策约束条件之列：其一是区域经济与产业以往多年发展的动因。各方都清楚，浙江经济以往发展主要靠体制改革，民营化与“藏富于民”是浙江制度改革的灵魂，是浙江经济与产业发展最重要的动力之源。其二是浙江经济“后危机”以来的困局及其成因。这方面也很清楚，“后危机”以降浙江经济困局主要源自民企民资“双困局”，老板“跑路潮”即是这种困局的集中爆发，困局生成的原因是体制改革滞后，尤其是金融体制改革滞后。第三个是已经露头的新兴产业与创新企业成长路径。阿里巴巴等企业及其所代表的行业发展之路最具典型启示意义。阿里自创立到脱颖而出，在很大程度上受益于早先发展民营小微企业的良好环境。浙江的电子商务产业从无到有到大，也在很大程度上受益于早期政府偏好较弱的产业政策。在此类企业成长中，不乏乔布斯苹果由小微企业发展为行业龙头的影子。

　　目前，几乎所有国家和地区都在寻求动力，努力突围。我以为，浙江经济若想就达沃斯主题作出回答，不妨有三策：第一是加快体制改革，坚持民营化与富民导向的体制改革，重振与升级优化浙江在国内一度享有的民资民企投资与创新佳地的地位。第二是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抓小微企业发展，让市场竞争选择“明天的”阿里巴巴。第三是抛弃政府万能意识，慎用有偏向的产业政策与企业补贴政策，尤其是偏向大企业的政策。

　　客观地来看，在沿海发达省份，浙江目前握有体制改革的诸多先机。其中最大的先机是由民企“跑路”引出的。“跑路潮”倒逼来不少改革权限，温州金融改革试点因此落地，连同此前的义乌国际经贸综合改革试点，为这两个小区域改革吹响了冲锋号。若以这两个小区域的试点为契机，趟出一条浙江式金融与贸易改革路径，推动全省的改革，就可能在全国率先形成良好的市场竞争环境。由此不仅无须担心民资外逃与民企外迁，还可据以吸引境内外各类投资者与创业者来浙发展。

　　先行工业化国家产业升级的历史表明，恰恰是优良的市场竞争环境而非政府政策，可以促成产业升级与企业转型，提升产业与区域竞争力。这方面美国与日本上世纪80年代的经历与后来的结果最具启示意义。

　　（作者为浙江大学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